《星火》书评：让中国历史不再被遗忘

在以扭曲历史为基础的政治系统中，个人和集体记忆的意义何在？前普利策奖得主张彦的新作梳理了中国地下历史运动的人物谱系，记录了他们寻找真相、打破沉默的故事。

《星火：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和他们为未来的斗争》(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作者：张彦(Ian Johnson)

现在，将暴政与奥威尔的小说《1984》通过低级公务员温斯顿·史密斯的故事展现出来的反乌托邦进行比较几乎已是老生常谈，但小说中的许多构想已在当今的中国成为现实：从大规模监控到煽动狂暴的蛊惑民心之举，再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宣称的中共统治是“历史的结论”。这种统治也许看来排除了抵抗的可能性，就和史密斯的下场一样。

史密斯的第一个背叛行为是记录一个敢于偏离宣传的过去。他的第二个——也是更致命的那个——是他试图寻找其他对保存未经授权的历史有着同样不切实际兴趣的人。这两个紧密结合的罪行也是驱动张彦的《星火》中众多人物的动力，该书对中国的地下历史运动进行了详尽且引人入胜的描绘。

张彦的书名取自《星火》杂志，该杂志是被下放劳动的大学生在1960年用简陋的方法制作的，这些大学生因在20世纪50年代末对中共提出了一些轻微的批评意见而被送进同一个劳改营。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令他们惊恐的是，他们很快开始认识到，中共正在建立的不是一个乌托邦国家，而是一个残酷的极权主义国家。

该杂志存在的时间很短，只出版了两期，但其中几位创办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它以事实证明了虚构人物史密斯从未见识过的事情：不管成果多么短暂，一个探求真相者的联盟可以创作出比他们本身更不朽的东西。

在一个以扭曲历史为基础的政治生态系统中，个人和集体记忆有什么意义？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张彦在中国做了20多年的报道，对于中国威权主义的限制在习近平时代日益加强，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同样，他笔下那些勇敢的电影制片人、记者和知识分子也是如此。

比如林昭，她曾是中共的宣传员，后来成了反革命，她的诗句（“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启发了《星火》杂志的创刊，杂志的名字取自“星火燎原”，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昭因批评毛泽东政府而入狱，并在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期被处以死刑。还有独立电影人胡杰，他在林昭去世36年后拍摄了一部关于林昭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还有看过这部纪录片的记者江雪，她在2010年代发表的有关《星火》的长篇文章让人们对那份杂志及其创始人的记忆继续存在下去，并得以流传。还有当代影评人崔卫平，她在半个世纪后读了林昭的作品后说：“因为您，我们有了自己的谱系”——一个不停抵抗者的谱系。

独裁政权对历史材料的控制如此之严，以至于哪怕是对那些有着足够勇气的寻找者来说，历史也往往是意外地、部分地、仅仅通过偶然事件发掘出来的。西藏作家茨仁唯色在父亲去世后发现了他在“文革”期间拍摄的400张照片的底片。“当她拿起底片放到光下看时，”张彦写道，她看到了“人们遭受羞辱和殴打”、“狂热分子摧毁西藏寺庙”的场景。父亲给这些照片作了注释，但从未告诉过女儿。

20世纪50年代末，当毛泽东的清洗运动将政治犯送到中国最臭名昭著的劳改农场夹边沟做苦工直到死亡时，作家杨显惠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多年后，他在附近农村的一个集体农场工作时，开始听到有关幸存者的故事。在进行了100多次采访后，他写了一本只是把幸存者的一些故事做了轻度虚构的书，并最终在2000年将其出版。

“用不着让旁人听到你，只消坚持心智健全，便是延续了人类的传统，”史密斯在《1984》一书开始的时候曾相信。但张彦记述的地下历史学家们和奥威尔一样知道，在声音和思想都无法在空间和时间中传递交流的世界里，人很难保持理智。绝望且孤独的史密斯难以找到理智。随着国家的邪恶阴谋变得越来越明显，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懂得怎样做：我不懂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