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风变雅》：“雅废夷侵”下晚清民初士大夫们的迷茫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诗人陈衍受人所托，在早年所作《石遗室师友诗录》的基础上增选《近代诗钞》。书中将清代二百余年诗歌流变之典型诗文摘录其中。陈衍在编辑著作时有意识地将整部清代诗文套用《诗经》风雅正变的框架中，以诗文叙述历史，将周朝末期礼崩乐坏、人心不振的局面，与晚清西方思想冲击下的政教式微相重叠。 《变风变雅》恰是一部从学术、诗文、政治的交互角度看待晚清民初之时社会思潮及学风改变的著作。作者陆胤，现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专研晚清文学及相关学术文化史。作者从“变”入手，展示了清末民初学术、文学世界的动荡，现代学科的分野、学术与政治的分离，学向学术而行，不再以教为目标，这些种种变化中华大地从未有过。

“变风变雅”一词最早由《毛诗序》所提出：“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代学者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而“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由此反映了汉代儒学者将《诗经》与历史建立起联系，并以文学考察、阐释的视角来看待作品与时代的流变。“变风”、“变雅”的说法，大致指向了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

在学术文化史上，每当王朝鼎盛、制度稳固、人心安定时，学者在社会结构中有着稳定的位置和出路，社会政治背景逐渐淡化变得间接，学术研究多体现在其内在属性和内在逻辑上。而当盛世不再，衰世具显，民生凋敝，制度混乱之时，学术与学者也随着时局沉浮无常。这时所谓的“学”或者“学术”，乍看表象为学习，实际骨子里是对政局世事的探索。比如清末民初就是如此，人们研究诗文，探讨艺理，则均被政治环境所引领。

于政治而言，诗文学术与其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反映论式的“直射”，而是曲折、多线路的“折射”，人们需要了解其中的中介，才能有效地探寻其中的关系。书中指出或许中国古代所称“教化”或近代成制度的“教育”，可以构成一个关键点。无论古今中西，文辞、学术等都为“教”提供了营养，在现实层面“教”可以达成良好的政治实现。古代从稷下学社开始教育便系统地与现实政治相结合，形成政教一体的传统逻辑。无论是儒学还是其他学派，只要期望实现“教”的最大化，必与现实政治有密不可分的交集。

清末西学的冲击连带着对学制、教学场合、教学模式等提出了挑战，为日后新式学堂提供了基础。同时，传统的以王制为中心的“政教”趋于落寞，巨大的社会变革让人们从根本上对那套政治教育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儒学理想的崩塌，让人们陷入否定的混乱中，传统的政教落寞，却并不能意味着它向“文教”发展，纯粹学术性、纯粹向“学”而非向“教”的理念，或许也并不适用那时的中国，启蒙或救亡话语下改头换面的“政教”也在萌芽崛起中。

《变风变雅》中甲辑“雅废夷侵”，尤其与清末时局紧密相连。主要从诗文的解读和文人群体入手，探索晚清时士大夫们所谓“小雅废四夷侵”局面下的心境。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们有着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身份代表，近代以来日益受到专业化趋势的挤压，都让他们对自身和国家产生了迷茫。无论是晚清士大夫政教观念的中古投影，将六朝时期的文化判读与社会政治与晚清时局相呼应，还是论梁启超与旧文人的离合，都能看到新的时局对于传统士大夫们的冲击。新式学堂教育的兴起，“国文”一科的开设对这些抱守着古文词注的士大夫们的刺激，这为古文诗歌开辟了新的天地，无异于让传统文教有了新的生命。

作者还提到，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用政治性概括这一时期，则忽略了清末民初的复杂性。清末民初的复杂在于，这既是一个泛政治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去政治的时代。这种矛盾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救亡图存的思想有，直接参政寻求政治改变的行为有，反对政治化还学术清净的思潮也有。

我们很明显地能看到在矛盾的碰撞中，风雅的消退和“夷学”的势涨。张之洞《劝学篇》曾将“中学治身心”与“西学应世事”相对，将“内圣”和“外王”分别赋予中、外学术，虽然看似以儒教之本涵盖世界之学，实际上已经开启中国传统学问从儒家素来讲究的政治功利领域撤退的趋势。书中以晚清论晚清，以民初论民初，避免了“五四”之味的侵染，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士大夫群体的迷茫与落寞，更是以自身的变化突出了时局的混乱，论“变”扎实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