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骨：启功谈书论画》：以切身经验为古代书画研究开启无数法门

启功先生生前出版了《启功丛稿》《论书绝句》《启功全集》等，已经广播士林。今商务印书馆荟萃先生书画论著于一编，且附上许多精美彩色插图，极大便利了美术史学者和普通读者研读。全书由六章构成，分别为概论、书法、口释论书绝句、绘画、怀人及启功书画。其中前四章基本涵盖了启先生在中国古代书画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品。笔者曾忝列先生门墙，后来又一直从事美术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其中大部分文章曾经反复研读。获赠新书，开卷之际，又有耳目一新之感。因此不揣浅陋，罗列读后随想如下。

众所周知，启功先生是古代书画鉴定的大家。但是除了传统的题跋之外，先生并没有系统性的鉴定专著。以笔者的理解，这是因为先生认为文字的表述在鉴定的实际操作层面没有太大的意义。而外人看起来神秘的书画鉴定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秘诀，无非是多看多比较，即“经验”与“眼光”（页10），加上当代科学技术的辅助。没有机会经常接触原作的话，读再多的鉴定文字也无济于事。同样的道理，古今鉴定家与收藏家所倚重的书画著录，在先生看来，都是在“可凭不可凭之间”（页14），因为视觉经验一旦转化成文字，常常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概论”中所收录的两篇先生的名作《书画鉴定三议》与《鉴定书画二三例》，虽然都是以“鉴定”为题，其实都是“顾左右而言他”，重点是提醒读者鉴定之外的因素。《二三例》是以文史知识补充目鉴的著名案例，不待笔者赘述。《三议》除了所列的鉴定的基本原则之外，特别强调“世故人情”种种。先生的本意在于提醒研究者对于“权威”的鉴定结论保持警惕，但是对于当代美术史研究者而言，又另有一层启发意义：在释读前人书画题跋或著录的时候，不能想当然以原文书面意思理解、直接当作一手史料使用，而要全面考虑相关人物（艺术家、赞助者、收藏家、观者等）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辩证地解读。这也正是近年来美术史中愈显重要的“情境（或脉络）研究”的旨趣所在。

笔者求学域外时，曾帮助几位专攻中国艺术史的博士生翻译精读《三议》。几位同学都非以汉语为母语者，翻着字典逐字对译，常常捉襟见肘。尤其到“世故人情”处，更是百思不得其解。如今想来，除了语言障碍之外，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差异。先生所揭橥的鉴定领域中的“潜规则”，就算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者，也未必能心领神会，何况古今中外之隔。有趣的是，《三议》文章本身有非常契合现代西方学术所谓“批判性思维”之处。读者不难发现，文中所举许多例子，其实都是对于“权威”的挑战以及对于自身研究结论的反省。先生所拈出的“不清楚”“没懂得”“待研究”三条（页7），不仅总结了书画鉴定工作应持的态度，也体现了现代学术规范所要求的独立和批判精神。

“概论”部分中《故宫古代书画给我的眼福》一文，是先生自述学习书画鉴定的经历。今天看来也是了解近代以来美术史研究源流的重要史料。19世纪20年代后期，故宫开放书画供社会大众参观，成为其向现代博物馆转型的重大举措之一。大量秘藏内府的书画，突然出现在公众视野，对原有的书画知识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文中启先生回顾年轻时在故宫书画展览会上所受到的触动：眼前所见古画真迹，竟然完全不同于此前在《芥子园画谱》所见的版刻图像、也无法印证于传统题跋著录中的描述（页16）。正是由此巨大落差出发，先生和其他美术史学者在史料批判和原作研究的基础上，开创了现代意义的中国美术史学科。

本书第二、第四章所展示的，即是先生在古书画研究方面筚路蓝缕之作，集中体现了先生面对书画原作，结合艺术风格、物质材料、文献考证等多层面的现代研究方法。也充分展示了上述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其中《山水画南北宗说辨》一文开章明义，就提出了廓清“伪史料”和在其基础上建立的伪历史（这里指董其昌所臆造的山水画历史叙述），呼吁“具体地从作家和作品来重新做分析和整理”。了解先生书画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影响，读者可参看傅熹年先生《学术研究与艺术鉴赏的完美结合》（见文物出版社编《以观沧海：启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以及本书第六章王连起先生大作中的相关评述。这里笔者仅提请读者注意一个细节。在文章中，经常可见先生感叹“影印技术”带来的便利，在今天读者看来或是理所当然,但是在先生的时代，古代书画的照相复制确实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西方，正是照相技术发明，使得艺术品或建筑物图像可以进行大规模收集、分类、比较、分析，从而奠定了现代美术史研究与教学的基本方法。先生虽然未曾专攻西学，显然很快意识到了照相复制即将带来的中国古代书画研究的方法论革新，并指出了传统学术过分倚赖著录文字的误区。早在20世纪40年代，先生即提出了利用照相资料建立数据库，进行书法史研究（见本书《晋人草书研究》）。在先生自己的书画论著中也随处可见，在原作研究的同时充分利用了照片资料。先生晚年对于学术研究中使用新兴技术的兴趣有增无减，密切关心当时刚刚开始的书画图像资料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辅助研究。去世前几年，先生还曾发愿学习使用电脑。可惜当电脑在书房配置完毕后，却因为目疾复发和其他身体状况，未能如愿。

《论书绝句》百首是启先生书法史研究心得汇总。此前已有先生附于每首诗之后的原注和赵仁珪先生注释（见三联书店版《论书绝句·注释本》），帮助读者理解。本书别出心裁，采用了先生晚年口述解释。读之仿佛可见先生音容笑貌，倍感亲切。其中尤其引人入胜的是先生随兴所至的风格评论。自古书法评论容易流于玄虚，或多用比喻乃至不可捉摸。先生语言虽然是白话，却非常具体入微、准确生动：“他（董其昌）绝不在哪点特别用力，如果他偏重用力，某一点就会突出，强调某一点，别的地方就会有不足之处”（页112）；“结字聚字心之势，即笔画聚在中心，四外散开，用力这一笔，不管长短，总能把笔心的力量使出来。这是柳公权书法的秘密，也就是黄庭坚书法的秘密”（页195）；“他（宋高宗）大约拿笔拿得很紧，笔管跟手指都靠近掌心，这样来写，所以左边一撇不得力，右边一捺又捺得很重。同是一个扁跛……苏东坡的扁是轻松，宋高宗的扁是急迫”（页200）。诸如此类妙语，都是来源于先生自己临池的观察和体悟。对于书法爱好者而言，不啻为度人金针。对于书法史研究者，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美术史研究中的风格分析方法，往往执著于作品的最终视觉形态，对于过程则因其琐碎而常常忽视。然而书法恰恰是过程的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身体运动留下的踪迹（以笔者的理解，即先生常常称引的“肉迹”，见本书页90）。先生这些貌似随兴的评论，其实直切书法艺术的核心，也指出了书法史研究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