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锅”救不了“美国梦”

今天，美国的制度、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都是积弊已深，矛盾正在全面爆发，需要一场巨大的改革。

近年来，美国面临越来越广泛深刻的挑战和危机。在一些美国政客口中，中国似乎是美国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实际上，美国所有的问题，根本上都源于其社会性质、制度设计和霸权体系的深层矛盾，怪不得别人。但是，美国政客为何如此习惯于“甩锅”？其实这在美国的制度、政治文化和心理机制中有着深刻的渊源。

一、有限责任之必然

美国政治制度设计的基本精神，可以用“有限责任”来概括。美国建国前，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在性质上可分为三类：封建领地性质的业主殖民地、殖民公司性质的公司殖民地、合股契约性质的自治殖民地，它们的共同特征均为私权“法人”实体。因而，在制度精神上也类似于公司，即主要功能在于股东投资的增值回报。美国建立联邦后，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这样一种精神，其制度精神就是为了实现资本统治集团的利益，并且回避政治责任。在其制度设计和演进过程中，处处体现着有限权力和有限责任原则。

首先，美国采取联邦制，意味着中央权力是由州授予的，是被明确“列举”出来的有限权力。虽然200多年来，联邦政府致力于权力扩张，但是迄今中央权力依然有限。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美国总统声称要封州时，州长则声称这是在对州权“宣战”。其次，立法、行政、司法形成的所谓“三权分立”将各级政府权力分成不同的分支，初衷是确保权力的有限，而立法权内部同样还要再分为参众两院。三权之中，司法权突破美国宪法中的模糊地位，获取了宪政审查的权威，对立法权和行政权形成不可忽视的制约。此外还有各种相互嵌套的“否决”机制，使得政府权力有限、行为低效、内部掣肘。正如立宪者之一、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所说，宪法就是要设计得无比复杂，让后人难以改变，让人民无法染指。

除了宪法制度外，其他方面的制度发展也遵循同样逻辑。首先，两党政治逐渐成形，相互掣肘，遂成今日党争之患。其次，行政官僚系统被限定在非政治性的“工具人”地位，无法染指核心政治权力。最后，私人银行集团兴起，垄断了美国的货币权力，通过美联储来行使“金融资本限制国家权力”的功能。

这些制度设计，使得政府处于一种有限责任状态。联邦制及其主权分层结构极大地免除了联邦政府的治理责任。例如全美没有统一的警察、消防和学区系统，因而在各种社会问题上，联邦政府有合理的借口不予行动。美国崇尚的法治原则，如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让一切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免除了政府本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而且让有钱雇佣律师的人占据天然优势。代议制就是财产权的代言人，让经济权力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对于没有财产的人，政府自然不承担责任。三权分立最大的效用也是让责任无处可寻。英国哲学家密尔曾说，当任何人都不知道谁应负责的时候，就等于谁都不负责。

美国不存在单一的政府，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分支机构会积极承担责任。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曾经严厉批评这种有限责任状态，他认为宪法对政府的每一项功能都委以一小部分职责，使其容易推脱责任，“目前实行的权力分散且责任不清的做法，是（美国）联邦制度的根本缺陷”。

在这样一套有限责任制度原则之下，美国政府显然没有解决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问题的真正动力，一切都是为了资本统治集团的利益。遇到问题，开启“甩锅”模式自然是政客们的第一选择。

二、选举政治之怪圈

美国的政治文化来源于欧洲小规模国家的传统。英国学者芬纳提出过一个“广场型政治”的概念，在小规模国家中，往往会采取广场议政的制度。但是广场式政体在国家变大后就无法持续，因为国家规模的扩张必然带来对某种代表制的要求。美国建国之际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建立了现代代议制政体。代议制之下，产生了现代选举政治这样一种授权政治。

在广场型政治的传统下，擅长“巧言令色”者才能获得选票而上台。当然仅靠“巧言令色”往往还不够，还要辅之以对对手的攻击。在美国政治词汇中，专有“甩泥巴”一词来形容此现象。胜利者一旦上台即失去了所谓民主的约束，无能甚至渎职的后果无非是下次败选而已，但可能不久后随着人们的记忆淡去还可再次上台。即便是严重犯罪，也无非是遭到弹劾。早在19世纪初，托克维尔就注意到美国奇特的弹劾制度，其实就是有限责任制度之下，对民选官员责任的豁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