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罹难知青纪念碑 昔日逃港幸存者忆当年

如今已75岁的昔日逃港幸存者黄东汉，聆听着波涛汹涌的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对岸就是深圳层层叠叠的楼宇，凝视着那小小的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脑中浮想联翩，当年在黑夜风浪大作时“起锚”，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出逃的场景，时隔50载仍然历历在目⋯⋯

如今已75岁的昔日逃港幸存者黄东汉，聆听着波涛汹涌的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对岸就是深圳层层叠叠的楼宇，凝视着那小小的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脑中浮想联翩，当年在黑夜风浪大作时“起锚”，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出逃的场景，时隔50载仍然历历在目⋯⋯

在《港区国安法》下，许多香港人被迫离开家园，到海外追寻自由；时光回溯到五十年前，也有一批中国人，为了躲避共产红祸，逃到香港，他们多为当时的在校学生，被称为“知识青年”（知青）。跋山涉水、乘船破浪、鲨海逃生⋯⋯历经重重险难，究竟有多少人因逃难到香港而丧失了生命？确实数字或永远是个迷，为了留下这段历史，昔日的“知青”黄东汉能做的，就是用他的笔，记录下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留下洋洋洒洒二十万字的《起锚》书稿，与当年的逃港幸存者一同努力，为这些逝去的生命立碑纪念。

黄东汉没有想到，原来有一天在港为当年逃港死难者立碑和纪念亡魂都不再自由，举行仪式需要四处“流浪”，自己到了古稀之年，仍要再面对被噤声的危机。在他苦恼之际，一个让他欣慰的消息传来，“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筹备小组”于去年7月在美国成立，紧锣密鼓地搜集大逃港罹难者名单，时隔近一年，刻有死难者姓名的“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终于落成，死难者的故事和经历，将在大海的那头继续流传。

1968年，黄东汉正值风华正茂的高三毕业生，当时就读广州十四中的他，仍有志向继续读大学，却遇上一个荒谬的时代。毕业考试刚结束，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在那年，他被分配到当时的宝安县南头公社养蚝，这里毗邻香港新界边境，是当年大多数逃亡者逃往香港的必经之路，从得知即将“下乡”的那刻，他心中就暗下决心，一定要逃出大陆，到香港去。他逃港的原因很简单：“文革粉碎了我读大学的梦，下乡耕田，当时的农民生活水准跟监犯差不多，我们去到农村，根本在生活上是个大转变，加上我们很多亲戚在香港，我的亲叔叔在香港，我们知道香港什么环境。”他的父母也对香港的环境有所了解，在30年代，父亲黄美顺成为职业球员，加入香港南华队训练，成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中国足球国家队队员，在家乡风靡一时，不用训练的空余时间，就回到广州帮亲戚卖咸鱼。

原本一家人在广州的生活其乐融融，一切都因“文革”改变了。1969年7月，黄东汉从南头公社回家探亲，父母看到他下海滩时给蚝壳割伤的双腿，心痛地说：“有机会你就走吧，你开工的地方离香港那么近，又有机会坐船离开，不用游泳。”母亲悄悄塞给他一张5元的港币，让他带在身上备用，有机会就出逃。

在蚝场工作时，当地人很开放，对东汉毫不忌讳地说：“外地人逃亡要千辛万苦才能到达这里，还要赌命下海夜泅，你们有福了。”东汉在蚝场抓紧一切时间操练驾驭木船，当地人也很愿意教他，练了大半年后，终于等来了逃港的机会。东汉仍记得，1970年1月上旬，是最繁忙的采蚝和熬制蚝油的日子，生产队有两条机动大木船每两天一次轮番往深圳福永海面采蚝，有一个夜晚留下他一人看守蚝船，他和另外三个年青人沟通好一同逃港，那天的夜晚大风大浪，夜黑风高，亦不只他一人计划逃港，当地的民兵非常紧觉，在村内进行大搜捕。海上也有巡逻艇开着探照灯搜捕，巡逻艇离船只最近时，他甚至能听到艇长的说话声。那时他的心都吊到了嗓子眼：“我已经做好被捕的准备，我把身上我妈留给我的5元港币抛落海，担心给人搜查到，说我有预谋。”令他松一口气的是，巡逻艇即使离他很近，却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船：“也可能是这港币起作用了，给龙王爷作买路钱。”

他和另外三人起锚偷渡，一路胆战心惊：“大家都知道我们途经的赤湾，东西两个炮台，驻有一个连的解放军，对面零汀岛有一个海关，夜间不少外逃的舢舨都在这里被截获，何况我们的是机船。”庆幸的是经过赤湾时风浪特别大，滔天的大浪掩盖了机船的马达声，小艇成功穿越了最惊险的位置，进入蛇口海面后幸运地风浪止住，他们弃置机船，抛下舢舨，奋力摇橹向香港的海岸奔去⋯⋯在双脚触到香港的沙滩时，他好像做梦一样：“我平安了，自由了！”

东汉认为自己的经历算是幸运，到港后即有亲戚接应，来港第三天，就到了亲戚有股份的印刷制版公司工作，在那个年代，只要肯付出努力，机遇处处。他亦不忘父母养育之恩，在80年代彩电还是罕有物、价格高昂时，他亦倾尽荷包，让父母成为家乡所住街道最先看到彩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