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学”——延安时期怎样发展科学技术
Beijing Daily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边陲,人烟稀少、交通阻滞、文化落后,抗战的自然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十分薄弱。党中央和毛主席高瞻远瞩,战略战术上重视通过发展科技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善民生,厚植持久抗战的物质基础。 1940年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讲话中专门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他强调机关干部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并亲自在干部和部队中普及自然科学知识。刘少奇1944年5月20日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强调:“要中国强盛起来,也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他们将来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周恩来抗战时期专门撰文《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他从国防科技力量对抗战重要性的角度指出:“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工业,以便生产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并利用工作便利,为边区征集了大量科技人才。朱德热情赞扬:“自然科学,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任弼时在七大发言稿中指出:“建设需要经验,需要科学知识。要善于争取和利用旧的技术干部,如工程师、技师、教员等,加以优待和改造。同时,也要从工人青年和农民青年中培养可靠的技术干部作中坚骨干。”陈云更是提出“抢夺知识分子”的口号。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广泛共识,为陕甘宁边区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具有准宪法性质的“五一纲领”明文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强调:“各项人才,一律依照中央指示,物质上给以特别优待,物质优待的标准依照其能力学识的程度规定之,要使他们及其家属能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对于特殊的人才,不惜重金延聘。要尽可能购置他们所需要的科学设备,在战时要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非党员的专门人才要求入党时,应乐于吸收他们入党,不做苛刻限制。”为了解决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边区《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规定:文化技术干部按照工作能力、现任职务、服务年限分为甲乙丙三类。其中,甲类人才每月发给津贴费15-30元,伙食标准按小灶供应,住宿独住一个宿舍,每年发给特制棉衣、单衣各一套,勤务员及马匹以尽量便利工作为原则,并尽量给予听报告的机会。宽松优厚、礼遇有加的知识分子政策吸引各方面人才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截至1940年,先后来到延安的著名科学家有沈鸿、钱志道、赵一峰、陈康白、屈伯传、徐驰、聂春荣、吴衡、武可久、李强、恽子强、乐天宇、陈凌风、唐川等上百人。
1940年8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正式成立,地址选在延安城南杜甫川的山坡上。这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理工科大学。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的徐特立饱含热情地指出:“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学。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不独应该把握着全国的政治方针,还应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是“以培养抗战建国的技术干部和专门的技术人才为目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上,一是以专业基础课为主,扎实学好普通物理、普通化学、高等数学、工程制图和外国语。各类课程的比例是:专业课占50%,文化课占30%,政治课占20%;二是不断改进教学方法,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在此鼓励下,中国医科大学、边区农业学校、工业学校、职业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等科技学校纷纷成立,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40年2月5日,在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发起和资助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千余名科技代表齐聚一堂,毛主席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在自然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和改造自然。虽然边区经济落后,只要努力,一定能改造好。”此后,边区又先后成立了土木工程、农业、生物、医药、地质矿冶、机电、化学、数理、航空等学会。到1941年底,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总人数达到300多人。各种科学研究活动在学会的推动下,有步骤、有秩序地开展起来。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发展科学技术的条件受到很大限制,也就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四面出击,更不能盲目发展。统筹抗战全局、支持民生改善是其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朱德在《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的报告中强调:“现在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抗战建国过程中,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一切科学,一切科学家,要为抗战建国而服务,而努力,才有利于战胜日本法西斯强盗,才有利于建立一个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
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技术封锁,1944年5月,中央西北局颁布了《关于争取工业品完全自给的决定》。决定指出,为在二三年内完成工业产品全部自给的任务,要求:(1)各工业管理部门要努力发展工业生产,提倡群众使用边区工业产品;(2)有计划地发展合作社和民营纺织、造纸、煤矿、瓷器等工业;(3)提高工业品质量;(4)重视技术、尊重技术人员。为了实现该项目标,在实际的科学研究活动中,边区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革命-生产-科学与技术”三位一体的科研组织体系,即革命(包括战争和建设)向生产部门提出要求,生产部门又向科研部门寻求科学技术支持,实现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共同为抗战建国服务的组织系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过去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的边区,现在已经建立了纺织、造纸、兵工、机器制造、炼铁、制革、被服、火柴、肥皂、玻璃、制鞋及基本化学工业等八十余个大小公营工厂”。到1944年,绝大部分工业产品实现自给,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胜利和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技术封锁。同时,农业、畜牧业、造纸业、纺织业、医疗卫生事业等与边区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产业得到很大发展,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
(作者为浙江省委党校全面从严治党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标题:“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学”——延安时期怎样发展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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