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更替”既是生命规律，也是学术发展趋势：传承 省思 超越

我这几年老在提一个词“代际更替”，觉得这不仅是人的自然生命历程的规律，也是学术发展的趋势。我们必须从学术演进的历史序列来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的发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的是一种整体混沌的状态，主旨是对原理教科书观点、体系进行解说和阐发，对流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展开论证、宣传，此后黄枬森、庄福龄等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开辟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进行了相对的区块划分，尤其是他们所倡导的“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原则及作为其贯彻和体现的集大成著述——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地。随着时序的推移，到我加入这一行当时，情况又有所变化。回想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焦虑：在不同的境况下，自己该以怎样的方式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晚辈，当然要沿着老师们开辟的方向，传承他们的精神和学风，但更关键的是，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而这种前行不是踏着他们的脚印，亦步亦趋地跟随和重复，而是要有实质性的推进和提升，包括研究视野、方式和思路的转换。随着2000年北大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的成立，我才摸索出自己觉得可行的新方式，之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以12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来与老师们当年的工作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相衔接。对比这两套书，也可以看出我们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者之间学术上的传承和超越。循此可以设想，30年之后，当前这一代青年学者一定会推出比12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更为厚重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青年学者都在探索中，有的在学术上已经比较成熟，在此我想谈几点体会和希望。

一是要从长计议，有自己较为合理、可行和久远的个人设计和规划

尽管在这个被称为“不确定性”“后现代”“后真相”的时代，这样的观念可能显得保守而落伍，但基于个人发展和学术进步的要求，我感到坚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对目前学术研究的处境做点分析。大家现在都归属于特定的单位，在高校或者科研院所、党校工作，都属于“体制内人”，工作内容很多是在应付各种指标、方案、课题、项目、业绩考核和职务、职称晋升等。但我们必须清楚，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当你按照外在的规则满足了各种要求，借此获得了相应的认可和地位的时候，你可能有短暂的满足之感，但随后进一步反思，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探索、基于深入思考的真知灼见有没有提出来？几十年漫长的学术生命，如果在一种“无我”的状态中度过，这可能会造成自己人生最大的遗憾。

二是要夯实学术基础，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准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政治立场当然重要，这是前提；但是仅有此或者满足于此肯定是不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样是一种学术研究，必须讲究严密的逻辑论证，经受严苛的学术检验，这是提升马克思主义说服力、加强这一领域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质量的关键。而目前这方面的状况却令人担忧。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也必须像这样接受学界严格的审视，而不能只囿于本领域内进行评判。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所以并不无原则地接受乃至服膺其他学科的规范，但是同时必须强调，只有奠基于理性态度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其本质特征。

三是要有宽广的视野、世界眼光和学术前沿意识

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及具体课题，都需要放在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平台上予以观照，以确立其基础、价值和意义；即便是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也必须置于世界历史的大框架、大视野中予以透视。就以对马克思文本、文献的研究来说，就是要基于一种自觉意识展开讨论。如果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学者就有这样的意识并且积极参与，那就不会出现在MEG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中我们基本缺席的尴尬局面。

四是要强化学术建树和创新意识，推出原创性的重要成果

无论是文本文献考证还是思想史的梳理，必须归结到、上升为元理论的创新。而精深的专业水准与完善的知识结构又密不可分，而在我们这代学者中，特别是我本人，后一方面存在的欠缺非常明显。我比较熟悉的是马克思本人的著述及其思想（当然也不能说掌握和理解得完全准确和到位），对与马克思相关的思想家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但远远达不到专家的程度，而对于与其几无关联但事实上也很重要的思想家了解得非常少，甚至可以说孤陋寡闻。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在理论创新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对照先贤，一个强烈的自我感觉是，我们这代人身上创新性、建构性不足的症结相当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