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封：谁是自己人？中国企业家的政治迷思

过去几年，一个久违的名词，“自己人”，经常不经意地出现在中共的内部讲话中，如同一个长久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政治的一个隐秘部分，也暴露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巨大矛盾和危机。

中国企业家的薛定谔状态与一般人的印象可能不同，“自己人”的使用大大超出了传统统战的范畴。历史上，在作为中共自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战中，“自己人”并不算是其中一个常见的话语。通常只有在党内的偶尔场合，处于需要分清敌我和帮派的两种情形，即或者为了拯救可能被枉杀的同志，或者为了拉拢党内团伙和帮派，才由关键人声称、担保某某是自己人。这是中共内部组织关系的属人化和主体化，包含着承认、利益和组织等多重认同，既有关个人和团伙的组织承认，类似秘密会社成员对上“切口”、手势后的释然，更被引申作为整个统治集团甚或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认同，有着很强的“讲政治”象征。至于民营企业家，对中共来说其地位和认同，在中共革命和建政期间经历了反复变动，从被统战、可团结的民族资本家到被“三反五反”的专政对象，从与党政官僚相互依赖、勾结的利益共同体到“国进民退”的牺牲品、从党内团伙的“金主”到“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等等，可谓大起大落，可谓是见证着中共意识形态不断剧变的一个关键指标群体。这也是直到今天这个群体仍心有余悸的根源。而最近一次也是最接近被看作“自己人”的表述，还是在江泽民时代。他在任的最后几年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第一次在意识形态的理论层面将民营企业家群体吸纳为中共的自己人，承认他们具有先进生产力代表特性，承认他们的社会精英地位，也愿意将他们吸收入党。当然，相比此前在统战层面的党外地位，也就是承认其政治协商即中共执政和资政伙伴的有限性，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动具有质的变化，一度引发中共党内外的巨大争论，被认为是中共可能籍此向社会民主或者民主化转型的开端。然而，2012年以来中共领导人的更迭终结了民营企业家与中共的蜜月，在国进民退的浪潮推动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处境每况愈下，甚至沦为各地官僚“捕捞、渔猎”的目标、也是新一波义和拳民发泄仇恨的对象。直到新冠疫情结束两年后经济下滑、危机临近，以杭州Deep Seek为代表的高科技民企在美中间的芯片战争和AI竞赛中的突破性表现，代表了所谓新质生产力，突然间拯救了整个私营部门，也促使中国领导人在“2·17”会议上再次向民营企业家喊话，称作“自己人”。然而，因为其内生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在缺乏足够法律解释、意识形态理论支持和配套政策的背景下，“自己人”一词的定位是否意味着中共回归了江泽民时代的路线、是否真正承认民营企业家作为统治集团成员都极不确定。仅仅从“自己人”一词，中国民营企业家看不到任何确定的保证或承诺，遑论如何作为中共的“自己人”参与权力分配和政策制定。一言以蔽之，他们今天的处境或如薛定谔的猫一样，无论个体还是集体，不可说，不可看，命运全在一念之间。这或许才是中国资本市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根源。

供给侧的政治衰败更重要的，即使不少民营企业家已经是中共党员身份，他们也不相信所谓“自己人”的欢迎辞。毕竟，连根正苗红的企业家任志强，都因对“自己人”的大胆批评而入狱，何况从2013到2023年的十年间，中共以反腐名义清洗了四百万干部，加上2024年新增的八十万，近五百万干部遭到清洗，做“自己人”的危险一点不小。相比之下，还是作为传统的被统战对象更安全一些。如此纠结困境，凸显“自己人”一词背后的中国政治衰败。在十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后，政治衰败几乎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如福山所说，当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得到满足，政治体制便会因为适应不了环境的变化而走向政治衰败，这正是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后美国政治展现的衰败趋势，包括高度的政治极化和极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出现。在中国，这种政治衰败也几乎同时发生。茉莉花革命爆发后中国政治转向封闭和集权，中共统治集团对外部和内部的新兴力量均采取拒绝和镇压的敌视态度，踏上了新毛主义的政治衰败进程中。尔后尽管福山到访北京受到王岐山的亲切接见，却未能让中国领导人相信太平洋两岸的政治衰败进程几乎同时开始了，后者反而从中得出了“东升西降”的超级自信。当然，其中一个插曲今天看起来更意味深长：新冠疫情期间，武汉的一位中产阶级精英住进了隔离集中营还手握福山这本著作，日读不缀，被全国人民看到，大受震撼。一时间，此书洛阳纸贵，中国社会精英们对政治衰败到何等程度才会出台如动态清零一般的恶劣治理有了从未有过的深度认识。或许，这才有2022年底在白纸革命爆发前的中产阶级反抗。而动态清零猝然结束后至今的政策供给不足，无时不刻印证着中国政治衰败后的情形：一方面是在普遍的社会恐慌气氛中，北京当局只剩下“自己人”这样暧昧纠结的文宣安抚，话语能力和意识形态生产极其贫困；另一方面，这种话语贫困和政策供给不足，正在暴露2012年以来北京供给侧政策的最终失败。这在北京政界和学界几乎成为共识，甚至引发了一家最高级官方经济学智库的大清洗。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谈中国政治衰败的时候，不仅指福山的理论与中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相吻合，即中共对私营经济的打压，其削足适履的粗暴手法本身就与中共意识形态基础相冲突，而且，这种衰败具体表现在过去十数年的供给侧路线上。这是迄今为止北京的统治集团们不愿意正视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因此难以摆脱错误路线的桎梏从而为民企、为消费侧改革、为提升公众福祉重新寻找到合适的政策路线。因为理论上，刘鹤主导的所谓供给侧改革，是一种预防性的反危机政策，却与历史上大萧条之后纳粹德国的央行行长、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Hjalmar H.G. Schacht)推行的旨在实现自给自主的“新计划”政策如出一辙，平行于政治上肃清公民社会和社会新兴力量挑战的镇压政策，性质上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日本、意大利和中共实行的统制经济模式的翻版，在现实中则从宏观和产业政策严格限制私营部门，为国有部门的壮大与控制开辟空间。而且，表面上作为经济路线的供给侧改革，其后果如同经济领域的清场，或曰动态清零的常态化，事实上加剧了中国政治的全面衰败，激化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封闭集权与社会新兴力量的矛盾和冲突，譬如最近中国航空、航天、军工部门管理层腐败窝案迭出，也将今天的中国私营经济置于无比尴尬的政治夹缝中。如果不对供给侧改革做根本检讨和改变，中国私营部门和私营企业家们的薛定谔状态也不会发生有意义的变化。当然，这一改变势必将动摇刘鹤身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只是，如果仅有“自己人”的修辞，无论怎么巧言令色，恐怕都难以从政治迷思中走出，也难以收拾人心。

上海政治学者。 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作者使用的是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