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黄榆说：中国经济政策“过山车”的背后：一场无形的革命？

9月的最后一周，北京再次以不可思议的激进方式改变了政策，央行降息降准并向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大规模直接注入资金，还有在节后出台金融、福利等配套政策，期望重启公众的经济信心，阻止大衰退的到来。然而，当局的一切应对却表明仿佛面对着一场无形的革命。

9月的最后一周，北京的管理层再次以不可思议的激进方式改变了政策，央行降息降准并向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大规模直接注入资金，还有在节后出台金融、福利等配套政策的传闻，期望重启公众的经济信心，阻止大衰退的到来。

一时间，中国舆论大哗，充满了观望、嘲笑和投机。在中国国庆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低迷的上海股市终于收复了3000点，而当日上午长达近一小时的交易系统宕机，则让坊间流传着1995年“327”国债风波重演的耳语。

如此熟悉的政策剧变，却更像2022年11月底“动态清零”政策戛然而止的重演，也让更多中国人怀疑，在2024年的9月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貌似平静、稳定的中国，街头没有“白纸”，没有不同寻常的大规模聚集，北京也没有政变的迹象，而当局的一切应对却表明仿佛面对着一场无形的革命。

过山车式的统治？

虽说今天中国的舆论早就不复2003-08年间公民社会上升期间的民意代表，2012年以来的社会清洗已经根本阉割和控制了公众舆论，但是依稀仅存、间断性产生的舆论一旦爆发，便颇具惊人的政治影响。这是貌似极权且颟顸的中共体制与公众和社会精英的微妙互动所在。

上一次“舆论大哗”就发生在9月初，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偷跑”方式出台了退休金修改法案，一时激起全民愤怒，尽管这种不满并没有多少公开表达的渠道，只是在私底下形成一个普遍的社会氛围，抑或以各种暴力方式呈现出来，譬如9月18日在深圳发生的破产中年刺杀日本儿童案。

该案发生后，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们以同情受害者、谴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煽动的纪念方式再次显示了政治存在，如同两年前他们在“动态清零”的最后阶段的抗议和冲击，最终汇成全国街头的“白纸革命”，迫使北京当局在几天后迅速结束了极端管制政策。

类似的激进改变同样存在其他公共领域，大大改变了中国的政策周期，且这种周期还有加速缩短的趋势。譬如说，从1970年代初以降，随着中共领导体制轮换的逐渐正常化，中国的政策调整基本呈现10-15年的周期性，与中共干部的代际更迭有关，也反映在国民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周期上。然而，从2012年中共逐渐形成个人威权体制，代替了以往的集体领导制并对党内派系和社会力量进行大规模清洗后，中国政治周期的既有动力机制已然瓦解，代之以中国领导人个人与新的不确定周期力量的博弈。其结果，就是政策变动的周期越来越短，周期震荡幅度越来越大，中国内部的政治动荡随之加剧。

例如，2016年2月当局提出的“拆墙打洞”，号召拆除小区围墙，解放小区，促进道路微循环。这一政策立即触动了缺乏安全感的中产社区，不仅政策毫无进展，且到第二年5月就反向变形为整治北京胡同的“拆墙打洞”乱象，继而在当年11月发展为驱逐“低端人口”的暴力政策。

北京针对教培行业的打击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活脱一个闹剧，却管中窥豹地展现了中国最新政治周期的动员逻辑和结束机制。在“国进民退”的鼓嚣中，在新冠疫情的高峰期，中国2021年7月突然对教培行业进行全行业打击，其力度超过了通常的产业管制，而以社会清洗方式展开，超过2014年初开始的“净网”与“扫黄”。以新东方为代表的整个教培业大面积破产、转型，资本市场失去了一个高现金流、在线技术和线下人力结合的优质行业，中国私企也失去了一个最具海外拓展前景的反向，中国中产阶级则失去了阶级再生产的助力器。这一产业打击来自中国领导人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这一讲话表达了中国统治集团对教育开放的极度敏感，袭自2011年茉莉花革命后胡锦涛、周永康等对公民社会与颜色革命关系的极度恐惧。但在三年打击后，面临经济大衰退和民企信心的丧失，北京当局终于在2024年重新承诺开放、搞活教培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