聿文视界：腐败内生于中共，当局反腐实是徒劳一场

回顾2024年的中国政治，一个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员的腐败，以一种雨后春笋般的态势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接连连接出事。两任防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受火箭军的腐败案影响落马，军委委员、政工部主任苗华也在12月被拿下，临近年末，又有陆军和南部战区两位原副司令员涉嫌严重违法。

打“虎”成绩单，反证当局反腐失败 当局把不断创新高的落马高官数量，说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证明所谓反腐的决心。从宣传的角度看，当局这么“吹”也不能说它有错，确实，如果反腐没下多大决心，不会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这个打“虎”成绩单恰恰说明，反腐本质上是失败的。 如果只看一、两年落马官员的数量，反腐显得高歌猛进，但把这个时间拉长，从2012年到现在的反腐态势，可知当局的反腐实实在在失败了。为什么这么讲？从一般逻辑看，在当局大力度的反腐下，头几年落马官员的数量会很多，可到后来，随着一整套治理腐败的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被查处的官员数量应该越来越少，及至最终接近于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则说明这个反腐是失败的，至少不成功。 当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后低再高。十八大后的前几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马高官数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后的前三年，根据官方统计，落马高官数量有所减少，可这个趋势在后两年没保持，2020年后，无论被查处的高官，还是违反当局八项规定的领导干部，数目又逐年创新高。一种辩护的观点是这样解释的：中国的存量腐败太大，以致只要加强反腐，落马官员的数量就会很多。这几年被查处的官员，相当部分都是在退休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有个别极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证了这种解释。 然而，此辩护站不住脚，因为在当局倒查的同时，很多官员在官方通报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显然，在当局看来，十八大前的腐败是存量腐败，十八大后仍然腐败属于增量腐败。以前述9名正省部级官员为例，在任现职4位，退居二线、在人大政协任职3位，后者严格说来，也属于现职，还是占了落马官员的多数。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员，这7名官员也比过去几年要多。而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腐败，也多是军中新贵，甚至是中南海当权者的亲信，其腐败是典型的增量腐败。故对大多数落马的腐败官员，真实情况是，他们的腐败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严格区分。 当局反腐没有取得胜利，亦可从近年中纪委全体会议公报对当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窥真相。 2022年十九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称，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腐败问题，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深化国企反腐败工作，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2023年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力度，紧盯重点对象，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2024年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表示，继续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等。 从过去三年中纪委全体会议的公报表述，不难看出，虽然在反腐的具体思路上有些差异，但对增量和存量腐败都要同样严惩，把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反腐的重中之重，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国企、金融等领域，多年都是反腐重点，说明这些领域的腐败一直生生不息，并没有因之前当局反腐力度的不断增强而有缓和。

中共腐败，内生于体制 这不是否认当局这么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对所谓正风肃纪、从严治党，没起到一点震慑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实，也反证了中共腐败无法从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纠正。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当局的反腐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腐败是一种内生于制度的腐败，必须从政治体制上去根治，但当局现在的反腐，虽然也力图建立一些遏制腐败高发的制度，然而，在控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无所作为，甚至进一步强化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再加上当局不允许引入外部力量来监督，这使得党内反腐看似刀刃向内，却伤筋而不动骨，刮骨而不疗毒。 腐败的产生是权力过大又没有有力约束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对权力最好的约束是分权，但在一党制尤其像中国这种唯领袖是瞻的党国体制下，不说外部分权，内部的分权制衡也很难形成，这就导致对党内各级权力机构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领导人的监督和约束统统失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中南海当权者采取的从严治党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个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总理，下至村长，则不能成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来杜绝腐败。然问题在于，要想官员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体系就必须到位，这依赖于两点，一是让全社会参与配合监督，群众会用雪亮的眼睛盯着官员；二是上级要能指挥得动下级的监督体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点是排斥的，当局怕引入群众监督会造成反腐失控，威胁党的统治。第二点，虽然下级监督机构有义务配合上级监督机构，可当下级监督机构的命运掌握在同级党的一把手手上时，它真正听从的是同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而非上级监督部门，从而导致上级监督部门很难对下级的党政领导起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还不论在上下级的垂直系统中，存在着官员之间的利益勾连。 退一步，假定领袖之下的大小官员的违纪和腐败行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强而被遏制，领袖如果腐败，有谁来监督和遏制？又或领袖个人廉洁自律，可其家人和亲信，还有他用来打击官员腐败的监督工具本身，若打着其旗号，或背着他搞腐败，谁又能监督和遏制？毕竟领袖只是个凡人，没有三头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监督官员上，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必须依赖党的监督体系，甚至依赖其亲信和家人。但后两者一旦失灵，最后一道防线就没了。而谁又能说他依赖的体系和人不会滥用权力？倘若领袖亲近的人腐败照旧，对于下面的大小官吏，无论当局怎么打击，都会想方设法去腐败。 也许中南海当权者不信邪，觉得在他的霹雳手段下腐败是能管住的，可当局其实意识到植根于体制的腐败是遏制不了的，于是用“反腐取得阶段胜利”、“反腐永远在路上”之类含糊其辞的说法蒙蔽大众，以让社会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所宣示的，当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话的寓意，没有政治体制变革，没有党政分开，没有权力分立，没有外部监督，没有财产公开，再用力的反腐，从长时段的最终结果看，都会徒劳一场。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曾在中国做过记者，现居美国，作者本人这样介绍自己说：“曾经在体制的边缘，因而更能洞察所谓‘新时代’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