聿文视界：涿州水患“坐等上令”凸显的习近平政权危机

在此次北京特别是涿州的灾情中，出于政治考量的泄洪只是人为因素之一，比政治泄洪更值得关注的是“坐等上令”，平时它也许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在突发事件或者危险场合，却是会要人命的。

北京遭遇140年来、持续70小时的最强降雨，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灾情比北京更严重的是河北的涿州，城市和农田被淹，房屋倒塌，河道公路桥梁冲毁，到处断垣残壁，好比一场战争劫难。

洪灾让习的“治水事业”现原形

讽刺的是，在这场超强降雨之前几天，官方出版了水利部编写的“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一书，称习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中国的治水事业，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确立了国家“江河战略”，谋划了国家水网等重大水利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为新时代治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官方塑造下，习俨然成了当代“大禹”。然而，一场“杜苏芮”台风，让习的所谓“治水事业”现了原形。

北京和涿州的水患固然有某种客观因素，如北方常年干旱导致水利设施老化和人们防洪意识薄弱，还有极端超强豪雨加剧了防洪困难。然而，在指出客观因素的同时，更不能回避其中的人为因素。坊间流传，涿州本来不会有这么严重的水患，皆因要保北京和雄安而被泄洪。官方其实间接承认了这点。水利部长在部署防洪工作时强调，必须确保北京和雄安的绝对安全。河北省委书记亦表态，河北要做好北京的护城河，有序启用蓄滞洪区，减轻北京和雄安的防洪压力。不言而喻，保护首都和领袖“千年大计”的城市安全，让两地免受洪水威胁，是作为河北的政治任务，故可怜的涿州只能被牺牲。至少，泄洪加剧了其灾情。

尽管任何体制下都不排除官员懈怠而导致灾难的可能性，可像中国这样出于政治考量而造成的洪灾，在大多数国家都罕见，恐怕算作中国“特产”。然而，在此次北京特别是涿州的灾情中，出于政治考量的泄洪只是人为因素之一，比政治泄洪更值得关注的是“坐等上令”。因百年不遇而须泄洪的决策毕竟是个小概率事件，可坐等上令的情形在政府的日常管理中却很常见，平时它也许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在突发事件或者危险场合，却是会要人命的。

以此次水灾为例，据报道，外地民间专业救援队要去涿州支援救灾，但按规定，跨省救援需向事发地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申请邀请函，随后再向属地的应急管理部门报备，得到批准方可出发。政府出台这个规定也许是出于规范救援行业的目的，可非常时刻囿于该规，就会让一些救援队因得不到当地管理部门的邀请函而不能去救援。再如，保定泄洪区民众深夜被要求撤离，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仍设卡收费，造成车队绵延数公里，工作人员对此回应称，没有接到上级免费通行的通知。

“坐等上令”要人命

相比泄洪一事来，这两起事看起来都不大，然而，它在危险时刻可能导致的后果，一点也不会小。涿州这次水灾，十几万民众被困于洪水，急需专业的救援队去救援。抢险拼的就是时间和速度，需最快进入现场，最早把人救出来，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上述做法只会耽误救援时间。同样，高速路设卡收费，无疑会延迟民众的撤离时间。试想，如果在此过程中洪水爆发，几公里长的车队不正好浸泡在水中，又会造成多少人命？故事虽小，在紧急关头却攸关生命。

类似上述两起事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常遇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坐等上令”，即等着上面发号施令。政府日常管理，确实要有一套作业程序，否则会乱套。规则和程序，是现代国家区别前现代国家的一个标志。这并非是指前现代国家没有规则和程序，而是说，它的规则和程序易受权力和人情的干扰，而现代国家的进步，在于规则和程序受国家法律保护，非必要，不受长官意志和人情的干扰和破坏。这是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在对待规则和程序方面的差别，从而在这个差别中体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文明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