聿文视界：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文化专制主义

美国哲学家杜威曾说，“美国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套用这句话，“专制主义在中国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自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华夏后，专制主义在中国不但成了一种政治制度，还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直到现在，中共非但未有弱化专制主义，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空环境下，用新的工具不断强化专制主义。

习的诸多思想，以文化思想为“基石” 当局自2015年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后，分别于2017年提出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2018年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2020年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未来当局还会提出习近平的其他思想。这些思想既是习近平总体思想的组成部分，又单独成篇。但相对于习近平的所谓军事经济外交法治思想，他的文化思想在其思想成分中又具有特殊的基础性的作用，因为它是习近平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石”，起到为习近平的独裁专制统治作辩护说明的作用，其精神内核是文化专制主义。 一切专制主义最深厚的基础其实就是文化专制主义。政治专制是建立在文化或意识形态专制基础上的。没有文化专制，政治的专制统治必不长，中国三千多年历史的专制主义，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文化专制，没有文化专制做支撑，中国的专制主义历史不可能这么绵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专制主义内化为中国文化的基因，构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有论者说，中国古代政治有三大传统，其中之一是文治传统，两汉开始以后的历代皇权，文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是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借助政权的力量，强制在全社会推行。而构成古代文治精神实质的，是文化专制主义，它在现实中的操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神化皇权，帝王有至尊地位，不但是国家的统治者“君”，还是百姓“老师”，负有教化百姓的责任，“君师一体”，成为一种神圣的存在和百姓顶礼膜拜的偶像。 二是对民众实施以儒家纲常伦理为主体的教化，兴办学校，优礼士人，宣讲儒学，表彰节义，构建以皇权和父权为核心的社会等差秩序，此即“三纲五常”，“三纲”的核心在君臣之礼，用曾国藩的话说，“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三是实行思想统制，打压“异端”思想。早期儒家就有这类倾向，如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息邪说，放淫词”，思想统制发展到极致，是对社会实施系统的、严格的、全面的精神控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明清的文字狱即属于此类。 四是编纂典籍，以彰显帝王的文治武功，并总结历史经验，装点盛世。中国古代有所谓盛世修典和盛世修史的说法，像明成祖修《永乐大典》，清乾隆编《四库全书》，这类文化工程，无非是突显皇帝的圣治。 上述表现古代中国文化专制主义的四种形式，在习近平统治的今天都存在，有些虽然改头换面，变了说法，但本质一样，而且变本加厉。比如，官方紧箍咒般的“两个维护”和“两个确立”，就是要神话习近平的至上地位，对习异乎寻常的宣传，出版那么多他的书，为他冠以各种思想的名号，也是要把他打扮成“君师一体”，让民众崇拜他。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建立国家版本馆，开展《儒藏》等多项大型文化工程，均是要彰显习统治的当下，是所谓的太平盛世，把中国带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建立不世之功业。

习极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然而，在习近平的文化专制主义中，最核心的是他要为中共和中国构建一个统制全国人民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自毛时代起，中共就为中国建立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文革让这套意识形态破产。以后中共虽然没有抛弃共产主义的说辞，可也意识到如此下去是不行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口号，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局并以时任领导人的名字分别命名为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比起这三位前任来，对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事务的重视程度可不是一个等级。他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共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事关中共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必须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他不但如此说，也亲抓亲为。据官媒披露，十八大以来，习两次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主持召开或出席文艺工作座谈会、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多次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一系列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改革发展方面的规划和方案，多次主持以文化为主题的政治局集体学习，这些会议每次都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到孔庙、敦煌莫高窟、朱熹园、三苏祠、殷墟等100多处历史文化遗产考察，就文物、考古、非遗等作出170余次指示批示……总之，围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当局召开的会议之密集、作出的决策部署之全面，习近平论述之丰富、系统、深刻，在中共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官媒吹捧，通过习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系统谋划和部署，今天中共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然而，习对宣传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异乎寻常的重视，说白了，不过是要达到如下两个目的，一是为党建立一个绝对安全、不受挑战的意识形态体系；二是要将所谓的习近平思想和邓、江、胡的思想切割，他在中共思想史上的地位要远高于他们，不能和他们并列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里，必须单列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就像毛思想一样，以显示他的雄心壮志和宏伟大业。

习的思想警察 但要实现这两个目的，仅有对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视和亲抓亲为是不够的，还必须对有可能动摇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和官方倡导的价值观的信仰的言行特别是“异端”思想进行严厉打击。在舆论管控、以文定罪方面，习近平当局比明清两代的文字狱要严重得多，建立了专门的思想警察机构，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和工具，对任何有可能违反官方“舆论导向”的报道、文章、书籍、影视、报刊、网站和演出下架、封杀、关闭和取缔，学校不准讲授未经审查的教材和思想，强行给全民洗脑，顽固坚持舆论一律，拒绝百家争鸣，社会只能是一个声音、一个主张和一种思想。采取这些管控措施后，如果还有人胆敢挑战官方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习近平本人思想的，轻得受处罚，重得被判刑。这些年当局制造的文字狱很多，有一些人仅仅是因为讥讽和抨击习近平，就被判重刑，完全关闭了在江胡时代曾经出现的某种程度的“异端思想”的生存空间。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对古代中国在文治传统中强化文化专制主义的成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也很多，而且多民族共存，加之古代治理手段和工具的相对落后，要维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客观上需有一套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基本价值体系和具有权威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另外，要实现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需政府强势介入，发挥组织和引导作用。 然而，疆域广阔和人口庞大所造成的治理困难这个情况，在今天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现代的治理手段和工具予以解决。虽然在国家的竞争下，一个社会仍然需要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维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权威性，不是靠对思想的管控，舆论一律以及打压“异端”来实现的。换言之，不是靠思想和文化专制，而是靠不同思想的竞争，靠说服以达到民众的认可来实现的。画一个圈，指定一个思想，说这就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和价值，民众必须遵循，不能有半点质疑，否则大棒伺候，实则是思想和文化专制，是意识形态的独霸。今天的习近平时代，就是如此，根本不和人讲理，动用国家力量，把用他名字命名的思想作为宇宙唯一真理，何其荒谬。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出笼，意味着当局对宣传思想文化的进一步控制和文化专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如果说古代中国的专制文治反映文化专制主义的“吃人”本质，今天习当局的文化专制主义，以一种比古代皇权更粗暴的方式，同时更精细的做法，对人性和个人思想自由的限制，可以说有过之而不及，这是我们在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当局的文化专制时必须注意的。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曾在中国做过记者，现居美国，作者本人这样介绍自己说：“曾经在体制的边缘，因而更能洞察所谓‘新时代’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