聿文视界：中国经济光明论VS中国见顶论，哪个经得起历史检验

去年底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给人很突兀的感觉，现在清楚，这背后的目的是要反击西方舆论的“中国见顶论”。中国当局认为，该论调是西方舆论有意抹黑中国、唱衰中国，是美国在经济特别是科技上围堵中国时，在舆论上发动的对中国的围剿，属于美国对中总体战的一部分，也是过去几十年西方散布的“中国崩溃论”的一个最新变种。

当局批驳“中国见顶论” 在这场舆论战中，人大重阳的王文和北大的林毅夫可看作两个代表，他们还有其他学者试图用经济数据并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和驳斥西方这轮唱衰中国为什么是错的。王文在美媒发文，归纳了“中国见顶论”的六个误区，称为六个“迷思”。这六个误区是，中国经济规模不会超美，房地产危机威胁未来增长动力，外国投资正在逃离孤立的中国，失业率将引发社会动荡，人口老龄化导致经济衰退，中国人对未来缺乏信心。简单地讲，他要告诉西方，这六个方面都不可能出现西方舆论希望出现的状况，即使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困难，但是数据显示，事情会向西方舆论不乐见的方向发展。 比起王文没有太多经济学含量的批驳来，林毅夫作为知名经济学家，从国进民退、人口红利、资产负债表衰退等角度，用历史、事实和数据等来驳斥西方这一波“唱衰论”，显得更学理化，他认为，国进民退是经济增长下滑的结果，不是原因；未富先老国家的经验表明，在进入重度人口老龄化阶段后，反而能取得更高的增速；日本情况不适合中国，资产负债表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等。他还说，改革以来一再出现的“中国崩溃论”，很多人之所以会信，原因出在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采取了渐进双轨制改革，而没有采用发达国家主张的休克疗法，故从主流理论看，中国存在许多体制、机制问题，只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就会用发达国家理论来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但这些崩溃论都没有真正弄清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也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条件。 纵观中国学者和媒体对中国经济的辩护，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理由：中国有国际先进的基础设施条件，有数量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力，有14亿人的超大规模市场，有传统产业的充裕产能和强大竞争力，而且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在活跃推进，再加上中国还有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当局正以科技创新，规划和部署新质生产力，这些都彰显了中国经济发展和追赶的深厚潜力与光明前景。比如王文就说，中国实体经济在多个领域都辗压美国，比美国空心化的经济含质量要高，虽然房地产正在经历阵痛，但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特征的“新三化”经济正在快速成长。林毅夫更是乐观预测，2035年前，中国还有8%的增长潜力，每年可以实现5-6%的增长；从2036年到2050年，应该还有6%的增长潜力，最终实现3-4%的增长。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就可达到美国一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此过程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每年都能达到3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还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国家。

大趋势看，中国经济见顶的可能性大 中国经济到底是学者表达的前景光明，还是西方舆论相对悲观的“见顶”预测，每个人都有不同看法。但是，要评估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需要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的大背景下去观照，否则很可能出现局部淹没整体、一叶障目的情形。 不过，在分析这个问题前，先要指出官媒和学者对“中国见顶论”有意无意的曲解。西方舆论这波“见顶论”，不是之前“中国崩溃论”的翻版，所谓“见顶”，并不表示马上就会崩溃，见顶也可能在山顶上盘旋一段时期，才慢慢地或快速地下降。好比日本，都在说它“失去的30年”，但在被中国赶超前，在老二的位子上待了20多年，如今又在老三的位子上待了15年。以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即便见顶，保持老二的位子，至少还有几十年。所以它本质上不是官方说的“中国崩溃论”，虽然也确实有唱衰的成分在内。 那么，对中国来说，未来大趋势会是什么？有三点需要注意。 中国面对的是一个不友善的地缘政治环境，西方特别是美国未来十几年大概率还是围堵中国，科技脱钩不可避免，世界将分成两种全球化，这使得中国不再享有过去40年的全球化红利。不管中国承不承认，其经济崛起是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中取得的，西方的资本、市场和技术帮了大忙，但现在，来自西方的资本和市场在萎缩，技术尤其是高科技正在脱钩，没有了西方技术的加持，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就不可能和西方在同一轨道上赛跑，所谓的“新三化”经济长远来看，很难竞争过美国。 财富分配和人口结构，将长久制约中国的内需特别是消费，而消费不能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占主导，要想维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是困难的。假如林毅夫是对的，中国这几年的增速下行由外需不足造成，按理，该由内需来补。中国确实是这么做的，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的投资对经济增长起了主要作用。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传统基建的投资已到天花板，新基建的投资空间也不是很大，而作为内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的消费这块，却由于财富分配体制导致的贫富分化加剧，一直受到制约，发挥不出它应有作用。过去中国的消费增长主要来自4亿中产阶级，可这几年中产阶级也面临返贫压力，6亿多月入1000元人民币的低收入阶层撑不起消费大国重任。此种状况当然受制于分配困境。分配体制又和整个经济乃至政治体制联动，过去没有做改革大手术，今后亦不太可能动这块奶酪。

问题还在于，叠加一个人口负增长。经验表明，人口只要进入负增长空间，就是不可逆的，而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建立在人口不断增长的预期之上，突然而来的人口负增长，将这个预期基础打断，这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因素之一，虽然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人口减少，未富先老，即便存在林毅夫说的经济不降反增情形（要有其他因素配合），也可能是短中期的，因为就算老年人有钱和有时间，但消费欲望不足，在这一块无法替代年轻人的消费潜力。由此也决定中国的房地产将永远告别增长，这不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能弥补的。直到中国的经济结构重新建立起和人口结构的再平衡，中国经济的下行才可能停止，而这是一个至少长达十几年的过程。 政治体制打击大众对未来的信心。这个问题讨论的太多。当一个社会包括财富、知识和权力在内的精英群体的大部分丧失了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统治者的基本信任，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严重不足，要么移民要么躺平，即便统治者迫于经济增长的压力而对体制小修小补，也作用不大。中国目前正面临这种状况，在未来十几年，它也不会有太大改观，相反，政治空间还可能进一步压缩。因此，在对未来预期悲观下，要激发社会投资、消费和发展的动能，基本不可能。 上述三点构成了中国发展的长期困境，尤其政治体制的问题，中国的官媒和学者在唱响经济光明论，反驳西方唱衰中国时，有意回避或者把它作为有利因素。也许中国经济还会有若干年的中低增长，但前景是光明还是见顶，从这个历史的大背景和大趋势看，答案不言自明。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曾在中国做过记者，现居美国，作者本人这样介绍自己说：“曾经在体制的边缘，因而更能洞察所谓‘新时代’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