聿文视界：“油罐车”与三中全会

谁也未料到，一辆油罐车，会引发民情汹涌，将官方悉心营造的三中全会前的“社会大局稳定”的假象撕破。而点燃这波舆情的，是被中国领导人强调的“党媒，必须姓党”的官媒。

油罐车“混运”凸显的问题 一是运输成本过高。按照受访卡车司机的说法，洗罐需要数小时，费用至少三、四百元。罐车的运输成本当然不只这点。油费、过路过桥费、卡车修理费、年检费、再加人工费，以及其他成本，对营运油罐车的企业或者车主来说，可能很难承受，因此，能够节省一点是一点。问题是，有些成本是不必要的，是由垄断或政府的过度管理造成的，但另一些企业或市场主体必须承担，在不能削减这部分费用的前提下，企业只好在降低“良心成本”上做手脚，就像油罐车的“混运”。 二是监管和企业的“合谋”。一个现象存在20多年，实际上已经不是行业公开的“秘密”，而成常态了。既是常态，就很难用监管失职来描述，里面一定存在监管部门或人员与运输企业某种程度的勾连。你能认为油罐车不清洗就直接装油运走，整个中国的运输和食品监管部门从来没耳闻？了解而不作为，合理的解释是：监管部门“体谅”企业这样做的原因是成本太高，以致不如此做无利可图，可他们又无法帮企业去解决这一问题，企业当然也会给监管部门或其工作人员“上贡”一点，监管部门也就默认企业的做法。 三是媒体监督缺失，舆论生态全面恶化。这起事件是由天子门下的官媒曝出的，从报道来看，记者对此事追踪了两个多月，一起丑闻要深入调查，确实需要花较长时间，但此事本身并不复杂，两个月后才发表这篇报道，背后考量的可能还有发表后的风险问题。也就是，如今在舆论一律，媒体不能自行其是，脱离当局规定的报道纪律和要求，报社可能预知到报道发表后会引起舆论的巨大反响，尤其临近三中全会，仍要把这件丑闻公之于众，就必须考虑这样做会给报社，特别记者本人带来何种政治风险。 从好的一面讲，这个事情说明，即便在当局的政治高压下，中国媒体人还没有完全熄灭心中的那份舆论监督的社会理想，并且只要去做，也是能做成的；但从坏的一面讲，这种舆论监督权差不多也成绝唱了，过去十多年，中国舆论的生态确实有个重构，媒体变成只能“歌德”，不许“唱衰”，即使“歌德”，也需要方式正确，马匹拍的不对或不是时候，也是一种错误。媒体“自毁”武功，不能行使监督职能的最主要表现，就是调查记者和调查报道的几乎完全消失。在胡时代，调查记者和调查报道曾大行其是，对政府和社会起到了相当大的监督作用。而在这十多年里，当局强调“党媒姓党”、政治家办报、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并祭出宣传纪律，于是调查记者纷纷出走，调查部门被撤销，媒体根本不敢对社会公权力特别是官员行使舆论监督权，偶尔的监督冲动，也是只对“苍蝇”，不对“老虎”，全面进入“歌功颂德”新时代。它的代价，就是像这种危害百姓食品安全的油罐车“混运”现象得不到揭露。

政治整肃解决不了官员的责任伦理 四是当局对党和官员的政治整肃解决不了责任伦理。当局一直宣传政权的人民性质，再三向官员强调14亿人的事再小都是大事，要求各级政府和官员必须眼睛向下，心中装有百姓，为民服务，为此并使出反腐和整党两招。官员的确是抓了一大把，用于政治学习和政治教育的时间，以及套在头上的政治紧箍咒，也比过去多得多，结果呢？不敢非议中央，大吃大喝减少了点，各种政治小派别和小集团不见了，然而，并没有提高官员的责任伦理，让他们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干群关系、官民关系依然紧张。 这亦体现在抓食品安全上。早在2013年，习就指出， “我们党在中国执政，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做不好的话，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油罐车事件正应了这句话，妥妥表明中共是不够格执政的。这并非是指，过去几十年，尤其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后，当局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没有做什么事，至少在法规上，弥补了这方面的法律缺陷，比如对行业油罐车的“混运”问题，法律是有规定的，在一段时间里，当局也提高了监管力度。但为什么食品安全问题不时冒出？ 除了上面指出的几点，一个深层问题是，如今的官员，再无为民服务之心，无论当局怎么强调，施以各种压力，官员的政治伦理就是不在百姓身上。根子当然是这个体制，“上”唯大，官员的政治前途和人身关系依附于“上”，这一点今天更明显，在此前提下，官员的责任伦理就只有“上”，而没有“下”即百姓。因此，不论当局如何假装拿鞭子抽打官员，把脱离群众的危险说得多么严重，在官员眼里，百姓不过是蝼蚁，当然也就不可能主动去维护百姓利益。

三中全会在民情躁动下举行 然而，今天的百姓也不全是顺民，也不想做顺民，会通过各种方式曲折反映这一点。油罐车混运事件发生于三中全会前夕，说明当局在重大事情或重要会议召开前，无论怎么严防死守，想消除不稳定因素，总是会有不测事情发生，让当局破防。中国社会的各种燃点之多，远远超出当局的防堵能力和水平，甚至防堵本身就会衍生出不稳定事件。比如，二十大谁能想到胡锦涛被架离一幕，去年10月，又有谁想到李克强会突然离世。在社会的燃点多得数不胜数的情形下，当局即使预设了一千套、一万套防堵方案，现实中总会有某个燃点超出他们的方案之外，从而点燃民众的不满情绪。 这种困境是中国当局无法摆脱的，但它必须做徒劳的努力。这既是一种政治惯性，也是现在社会的民怨太大。所以，当局在三中全会打出“改革”旗号的同时，在会前也习惯性地强力管控社会不出乱子。而民众之越来越不满，也在于对现状的心态和认知发生了改变。北大国发院前不久公布了一个连续多年的调查，揭示了这种转向。根据这个调查，受访者在回答人们为什么会贫穷时，过去前三轮（2004～2014） “缺乏能力”和“缺乏努力”均位于前三位；相对地，认为贫穷是因“机会不平等”只排第六位（2004），认为贫穷是因“不公平的经济体制”只排第八位及以下。‍‍‍但去年认为贫穷是因“机会不平等”上升至第一位，认为贫穷是因“不公平的经济体制”上升至第三位；相对地，认为“缺乏能力”下降到第六位，认为“缺乏努力”下降到第五位。‍‍‍‍‍‍‍‍ 从这个调查可以看到，在 2004到2014年这十年，人们对于贫穷的看法倾向于个人因素，认为是个人的能力或者努力不够导致的，而在去年，则更多归咎于政策和体制因素。这种对贫穷归因的认识改变，既反映了多数人无力改变现状的无助和无奈感，也反映了人们对一个公平公正社会的需求，由此滋生的社会不满就会更强烈。这当然让当局会感到害怕。然而，当局也毫无办法，只能靠空洞的政治说教以及政治惩戒，以为可以敦促官员去抚慰群众，降低社会不满，但一辆油罐车“恰到好处”在三中全会前夕出现，让当局再次目睹躁动的民情，会议或因此开得有点惊心动魄。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曾在中国做过记者，现居美国，作者本人这样介绍自己说：“曾经在体制的边缘，因而更能洞察所谓‘新时代’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