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民好战不雅言论遭翻译曝光 中国官媒怪“境外势力辱华”

当一场草根运动曝光中国网络上针对乌克兰战争的不雅和仇恨言论，并翻译成英文发到“墙外”平台后，中国官媒和民族主义评论员对他们开启了一场抹黑行动，指责“境外势力”在背后策划。

很快，在远离中国审查长臂的推特上，一场展现中国民间舆论真实相貌的网络运动开始了。3月初，多条以“大翻译运动”为搜索关键字的推文开始出现。这些推文通过截图并翻译的方式，展现中国包括微博、抖音、哔哩哔哩等平台上网民的亲俄好战言论，其中一些带有浓重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色彩。 不久，运动的核心参与者们建立了一个以“大翻译运动”为名称的推特账号，每日发布多条翻译。翻译的语言也从英文扩大到了韩文、日文等。 “我们的目的是向外国自由世界揭露中共大外宣掩盖下的中国真相，批判中国人的平庸之恶，阻止中国法西斯势力抬头，为文明世界做吹哨人，”该账号的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 该账号目前获得近1万8千人的关注，包括不少报道中国的记者、学者、观察人士等。 “大翻译在海外中文圈受到的反响大部分是积极的，”这名发言人说。“我们也收到了中文圈外的鼓励，包括一些日文和英文的网友表示对我们工作的赞同，和一些境外媒体想要对我们进行采访。” 运动也引来了中国官媒的批判。《环球时报》上周连发两篇文章，指责大翻译运动是“抹黑中国的恶意言行”，并被“敌对势力迅速发现和利用，并将之转化为对华舆论战、心理战的素材。” 一篇文章写道：“一些个人言行通过社交媒体形成极化表达，本身就是网络世界的惯常现象，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无需为此感到惊异。但把这种言行片面放大、固化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必须要有所警觉了。” 在回应这样的指责时，“大翻译运动”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运动初期他们曾翻译过一些“猎奇”的、点赞数不高的边缘评论，但现在他们已经提高了对这方面的要求。 “我们一直在选取官媒，知名媒体和自媒体之下的精选和多赞言论，对于投稿我们一般要求点赞数要上千，所以我们自认为我们有一套机制，可以保证我们所翻译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 他说。 这名发言人还表示，“大翻译运动”不是“境外势力”的“认知战”，中国多年来培养的民族主义情绪才是这场运动兴起的原因。 “大翻译运动没有收到任何境外势力的资助，全部是由众多志愿者无偿花费自己的时间做的，” 他说。“大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煽动对所有华人的负面情绪，而是针对中国的宣传机器，言论管控措施，失衡的教育系统，和在它们的保护和纵容下没有任何自我约束的民族主义者。” 同样翻译着“墙内”言论的华人推特博主杨涵认同这样的观点。 “中国有严格的新闻管制，能在中国社交媒体释放出来的“极端言论”，都是网关部门默许的言论。如果中国放开新闻审查，百花齐放，也就不会有‘大翻译运动了’，” 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他告诉美国之音。 乌克兰战争开始后不久，他被邀请进了一个澳大利亚华人微信群。但他迅速发现，群内的成员大多是“小粉红”，尽管他们生活在澳大利亚，但政治观点依然与北京几乎一致。 “海外移民，有着自由的资讯渠道，仍然受中国官宣影响鼓动，令人惊诧和担忧，” 杨涵说。“这些人很多已经入籍，有投票权，他们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澳大利亚的选举政治和国家安全。” 于是，他通过一系列英文推文，展示了来自中国官媒的宣传和虚假信息在微信上的传播，以及群内成员对俄罗斯入侵的支持。 该系列推文发布后，引起了西方记者和观察人士的关注。但他也遭到了“墙内”民族主义博主的攻击，《环球时报》旗下团队“补壹刀”称杨涵是“大翻译运动”的一员。对此，杨涵予以否认。 “没有太多关注（大翻译运动）的内容。我理解他们的初衷，但不太同意他们一些过激言论，” 他说，“比如（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他们说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的丑陋。这种武断的语言方式会引起中间派华人的反感，应该强调‘一部分中国人’。” 对杨涵的攻击目前只停留在网络世界。他表示自己尚未收到针对他个人的威胁，但也不担心，因为他所写的”都是自己的肺腑之言“。 “我是华人，当然希望祖国富强繁荣昌盛，”曾担任中国外交官随员的他说，“爱国主义不是粉红、官宣的专利，我也爱国，批评就是最高的爱国方式。”捏造信息抹黑外媒 长久以来，中国网络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即生活水平一般的乌克兰女性格外青睐经济条件不错的中国男性，愿意嫁给他们获得更好的生活。 于是，在乌克兰战火纷飞的同时，一些男性网民开始半开玩笑地说，愿意接收乌克兰单身女性。还有人留言称：“还是希望多一些人娶乌克兰妹子，解决我国男女失衡问题。” 这样的言论受到了其他网民的批评，微博也对这样的言论采取了搜索限制措施，并对一些发表该言论的用户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一些英文媒体发现并报道了此事，比如专注于报道中国的网络媒体SupChina。 但对于一些中国民族主义评论员和媒体来说，外媒对此事的报道成为了西方“抹黑”中国的证据。 中国时事评论员雷希颖发文，点名批评SupChina，并认为是台湾和“疆独势力”在背后炒作这一话题。 他的理由是，SupChina的创始人郑安澜（Anla Cheng）是蒋介石政府时期台湾外交官的女儿，而且SupChina报道过新疆人权问题。 雷希颖这篇文章被中国网信办转发，也出现在观察者网、网易等多个新闻网站上。随后，《环球时报》的“补壹刀”团队也发表了针对SupChina的“独家调查”，暗指SupChina受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组织的支持，在中国发动“认知战”。 文章以虚假信息开头，称SupChina的网站上写着报道“俄乌问题”的“三大战略目标”：炒作乌克兰问题与台湾问题的关系；炒作中国网民言论；炒作中国在乌克兰的软实力，并登出了“三大战略目标”的截图。 事实上，“补壹刀”所发的截图显示的是SupChina当时刊登在首页的三篇文章标题：台湾关注乌克兰，但专家不建议进行对比（Taiwan has its eyes on Ukraine, but experts discourage comparisons）；中国社媒上对乌克兰女性的评论引发批评（Chinese social media comments on Ukrainian women provoke backlash）；玛丽亚·莱普尼科娃谈中国软实力及乌克兰（Maria Repnikova on Chinese soft power and Ukraine） “补壹刀”分别提取了三条题目中的关键字，将其扭曲为SupChina的“三大战略目标”。“补壹刀”的文章还表示“有理由怀疑SupChina背后藏着一只企图干预中国的大手“。 SupChina婉拒了美国之音的评论请求。但在一份3月3日的公开声明中，总编金玉米（Jeremy Goldkorn）直言：“他们的指称毫无根据，就像那些说我们是中国政府资助的传言一样。” 他认为是经济利益在驱动类似文章的出现。 “发起这些攻击的人不是中国的政府官员，我把这些人叫做民族主义创业者（nationalist entrepreneurs ），” 他在声明中说。“他们找到了用中国网络上的愤怒情绪来赚钱的方式。”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认同这样的解读。他发现，许多撰写此类攻击文章的作者并非为正统官媒工作，而是经营着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本身这也是(他们)的工作，” 杨教授告诉美国之音。 对于大翻译运动和中国网上负面言论的曝光，杨教授觉得这让部分中国网民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言行。 “‘大翻译运动’可以对某些人的言论发生一种威慑的作用，” 他说，特别是那些对乌克兰喊打喊杀的人。“如果说有一些这样的言论受到曝光，大家感觉到这样实际上并不合适的话...大家持比较自我批判的态度来看一些事情，这个可能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杨教授补充说，官媒对翻译运动的批判，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运动增加了曝光度。 “大翻译运动”提的这个口号其实一直到最近，真正跟踪的人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多，” 他说，“但是因为有中国的媒体批评之后，尤其是以一种非常批判的态度，反倒为它吸引了很多眼球。” 尽管官媒不断批评“大翻译运动”，但这场运动在中国国内似乎也有一定的民意支持。 “不怪自己那帮脑残，怪外面传播？” 在《环球时报》文章下一篇获得上千点赞的评论反问道，“没有鸡哪有蛋，不说混帐话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