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江苏两“献忠”式杀人犯已伏法 分析：以暴制暴，毫无司法价值

两名于去年11月犯下无差别杀人罪的犯嫌已于星期一(1月20日)双双被执行死刑。从案发到执行，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这一决定在中国网民中引发广泛叫好。然而，分析人士指出，迅速处决反映出中国司法体系的草率，同时也凸显出民众对“以暴制暴”的盲目崇拜。专家警告，这种“速判速决”的做法不仅缺乏司法价值，也错失了社会深刻反思和防范悲剧重演的机会。

速判速决可震摄犯罪? 樊维秋驾车撞人案从案发、判决到执行死刑前后仅70天，而他伏法的消息一出，中国网民是一片叫好。 例如，位于安徽的微博网民“口外牙医吴斌”就留言称，“大快人心”。 另一位位于香港的微博网民“暴走的少女梦”也留言表达支持，她写道：“支持判决！不让坏人留着过年，愿逝者安息，正义永远不会迟到！” 而位于江苏的微博网民“胖哥杨力”更发帖附和称：“这就是从快、从重、从严。在人们还记忆深刻时，就赶紧结束(结案)。一是给人民交代，二是能有效震慑犯罪分子。” 不过，还是有极少数人对死刑持质疑心态。例如，位于海南的微博网民“闭目养神wo”就发帖问:“中国什么时候有没有可能取消死刑这一酷刑?”两案审结伏法仅不到三个月 另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同日伏法的还有来自江苏宜兴的徐加金。 21岁的徐加金是去年11月、在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附近，无差别砍杀他人的罪犯，共造成8人死亡、17人受伤。 去年12月17日，无锡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徐加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徐加金砍人案从案发、判刑到执行死刑也仅有66天。 跟据先前的警方通报，徐加金为该学院2024届毕业生，因考试不合格未拿到毕业证书以及对实习报酬不满遂回校发泄行凶。网上还流传他犯行前留有遗书称:“我希望我的死可以推动劳动法进步、别以为我是老实人，有些帐总是要清算的。” 对于这两件“献忠”式杀人案件的审理和中国网民对两人伏法的反应，人权律师和中国社会观察人士都摇头称憾。

学者:中国司法制度倒退 在社媒平台X上有7.9万粉丝关注的博主Ignatius Lee是长期观察中国的政治、社会学者。 他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种死刑判决和执行速度过快显然是不正常现象”，且如此草率执行死刑也是“司法严重倒退”，因为即使是证据确凿，也不应该这么快完成审理和处决，这程序意味着中国司法不存在纠错程序。。 他说，判决和执行这么快，只能说明中国的司法制度缺乏纠错机制，恐是一大灾难性的体制缺陷。至于“缺少法律意识的中国民众感到大快人心，这是盲目的以暴制暴崇拜，不是正常的法律意识。这种事情满足普通民众的报复心理之外，没有任何司法价值。” 这位学者还表示，中国司法审理不透明，让外界无从得知犯嫌的真正动机，一切以警方对外发布为准即捂住嫌疑人嘴巴不让说话，也让中国社会无法从这类悲剧中汲取教训，来避免悲剧的一再发生。 他认为，司法不公和上访失败通常是这类报复案件背后最常见的诱因，因为中国的信访系统也是一个社会祸乱祸源，它不仅成功率极低，还变成了祸乱诱发机制，亦即，因为成功率极低，又长期拖延不决，使得访民一边升级抗议手段，一边伺机铤而走险报复社会。 他还说，中国十几年前曾有设立死刑犹豫程序的呼声，但至今毫无任何进展，很可惜。

维权人士:中共禁谈社会病因 现居住于美国纽约的前北京人权律师吴绍平也同意，这两案的处置体现了中共的暴政思维，亦即把杀人的人也杀了，就可以平息民愤，但若不找出极端犯行背后的真正肇因，就无法真正避免悲剧再度发生。 吴绍平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在这两个案子当中，很典型的，它都没有给外界透露这样的(犯罪动机)信息、也不容许社会各界去讨论，它还是欲盖弥彰，就是因为大家没办法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就找不到发生这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你就无法对症下药。” 吴绍平说，中国近来无差别杀人的案件增多，如去年6月四名美国人在吉林遭无故砍伤，还有苏州无业人士随机在日本人学校附近行凶，背后原因都难脱社会不公或就业、生活困难等的社会问题，但这是“中共的禁区”，不容讨论，以免危及其政权。 至于对死刑复核和严谨性的讨论，他说，胡温时期还公开讨论过，并考虑过进行司法改革，如上收死刑的复核权到最高人民法院，从制度面保障死刑判决的慎重与公正，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这十多年来，就完全“没有讨论空间”了。 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旗下《异言网》的项目经理史凯文(Kevin Slaten)也说，这两个案子再次凸显了司法不过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武器。 位于台北的史凯文说，中国司法体系严重缺乏正当程序与独立，尤涉政治敏感案件。无数维权人士在审理前，多被拘留数月、甚至数年，才能进入秘密审理，也不能自由选择辩护律师，非常极端。至于珠海车撞人案和江苏高校砍人案能在三个月内结案也是另一种极端。这两种极端情况的共同脉络是，中共完全掌握司法，司法毫无制衡政府的作用，只是政府的另一个政治武器。 史凯文告诉美国之音：“这两个案子之所以进行这么快，从中共的角度有两个原因。第一、尽可能让民众认为(中国)政府在高效地处理公安问题。其二、这两个案子早点结束，就会尽早结束民众讨论案子背后的脉络，这个脉络涉及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包括经济放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