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剖析中共对抗川普关税的三大政策意图

美中关税战背景下，4月25日，“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了三大政策意图：（一）“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当局研判国际形势对自己极端不利；（二）“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这句话杀气腾腾，把美国当敌人，示意要跟美国打、打持久战、打到底；（三）首次提出“四稳”——“ 稳就业、稳企业、...

可问题是，当局的政策意图，能落地、执行得了吗？本文略作分析如下。

对中共而言，“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主要指川普与90个主要经济体的关税谈判。如果进展顺利，川普成功组建了排除中共的关税同盟，那中共就成了孤家寡人。怎么办？给川普使绊子。中共重点拉拢东盟和欧盟。例如，习近平近期出访东盟三国；4月30日，欧洲议会议长确认中共部分撤销对欧洲议员的制裁。

中共为什么选择东盟和欧盟呢？这不仅因为东盟和欧盟分别是中国的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且，欧盟和川普政府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有异（如对俄乌战争），东盟则不想选边站，一直在中美之间走钢丝。似乎，中共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不过，仅仅就货物贸易情况而言，中共都有点异想天开。请看，2024年，中国对欧盟货物贸易顺差2,471亿美元，而欧盟又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1,982亿欧元；中国对东盟货物贸易顺差1,907亿美元，而东盟又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2,277亿美元；也就是说，欧盟、东盟对中国的巨额货物贸易逆差，通过美国就得以平衡了。无论欧盟、东盟怎么和美国闹别扭，最终都离不开美国。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大盘动摇、前景不妙，中共也向欧盟、东盟提供不了多少利益。因此，中共的所谓 “应对”，应更多的是嘴皮子上的。

中共真要“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那就要把经济转到备战轨道上了。这必将遭到中共内部各派势力的强烈反抗。“改革开放”40多年，中共各派权贵都攫取了巨额利益，而且这些利益大都转移、配置到了美国、西方，他们怎么可能容忍习当局与美国彻底决裂？

事实上，川普政府对此一清二楚，3月20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布了个象征性的《中共领导人的财富和腐败活动报告》，就是一种敲打。川普对中共现今如此猛烈的关税战，就是极限施压，让中共内部分化、裂变。

另一方面，川普发动美中关税战2.0的意志是坚定和强大的，其来有自。4月10日，曾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国家安全副顾问的博明（Matt Pottinger）与国安会负责中国事务的主任丽兹‧托宾（Liza Tobin）在“The Free Press”共同撰文，其中谈到川普对中共认知转变：在川普第一任期，总统大部分时间都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谈判降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在202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川普私下对一小群顾问们讲，即使与北京达成“一百项”贸易协议，也无法弥补美国在疫情冲击中遭受的损失——博明听见总统说，“我不确定我们还能不能和中国做生意了”，“或许是时候脱钩了。”

两天后，川普的一段公开发言对此进行呼应。川普说：“我和习近平主席相处得很好。这些年来一直如此。但是，当COVID疫情来袭时，一切都结束了。就这样了。那被称为‘遥不可及的桥’（the bridge too far）。”“遥不可及的桥”是英语中的一个惯用语，形容一个超出能力范围或忍耐极限的行为。

因此，只要中共不做重大、实质性的让步，关税战是停不下来的。而中共早已“脑死亡”，是不可能主动做重大、实质性的让步，这就意味着关税战会空腔激烈、残酷。但这，又势必加剧中共内斗，政局突变可能并不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