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与《黄金时代》：极权下的欲望、伤逝和反抗

《黄金时代》讲述了文革中一个被流放的年轻人的悲剧性故事。主人公目睹他人自杀，忍受官员的欺凌和殴打，性爱成为他和爱人反抗国家的手段。王小波凭借这部作品名声鹊起。

1991年，名不见经传的北京作家王小波把一本小说的手稿寄给自己在匹兹堡大学的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这是一本关于中国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书，那场政治清洗杀死了一百多万人，把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数百万受过教育的青年送到农村劳动。

在王小波写作的年代，有关文革的小说往往是相当中规中矩的故事，讲述好人在这疯狂的十年中如何高贵地忍受苦难，体制本身则很少受到质疑。王小波的书完全不同。《黄金时代》（阿斯特拉书屋，272页，26美元）的书名本身就是一种挑衅，它讲述了一个被流放的年轻人悲剧性的荒谬故事，他目睹他人自杀，忍受了当地官员的欺凌和殴打，并且……抓住一切机会做爱。

许倬云将手稿转交给台湾一个著名文学奖的评委。这篇关于欲望与伤逝的小说获了奖，震惊了中国文坛，并使王小波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

王小波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余华和贾平凹等更为知名的人物不同，他从未加入过政府背景的作家协会。王小波似乎是横空出世的，而且离开的速度也差不多同样快——他于1997年死于心脏病发作，享年44岁。短短几年时间里，他创作了大量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和报刊文章，其中许多是在他死后发表。

《黄金时代》此前的英译本只节选了全书的一部分，直到今年Yan Yan的新译本问世。小说讲述了王二的成长历程，他的生活与王小波十分相似。和作者一样，他出生于1952年，在北京长大，十几岁时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来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不过，王二回到首都后经历了一系列失败的恋情，王小波却在1980年与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李银河结婚，后者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一直陪伴着他直到他去世。在国内，这对夫妇发表了一份关于同性恋的早期（相对于中国而言）研究报告，李银河后来成为LGBTQ运动的倡导者。

对于王小波来说，同性恋者只是因国家垄断媒体而被淹没的众多群体之一。他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沉默的大多数》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文章认为，国家不仅让不同性取向的人保持沉默，还让大多数中国人保持沉默，从农民工、矿工到农民和学生。文章呼吁公民社会采取行动，结束沉默——在今天这个国家实行压倒性控制的新时代，这篇文章仍然激励着许多中国人。

“如何对抗权力”是《黄金时代》的基础。小说一开始，王二被分配到云南边境的村寨放牛，和在同一公社工作的一位医生产生了感情。他21岁，精力充沛，饥肠辘辘。“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他说。“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但他很快将这些奢望与强权国家下的严酷生活进行了对比，将这种生活比作当地阉割公牛的方法。大多数公牛仅仅切开阴囊就足够了。然而，性情格外暴躁的公牛需要把睾丸扯出来，用木锤砸个稀烂。“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我们的叙述者评论道。“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受了锤的牛一样。”

阅读《黄金时代》的一种方式是关注其中的性爱——有很多关于性的内容。但很少有写实的细节描述；相反，性爱成了主人公和他的爱人陈清扬反抗国家的手段。他们被发现有了婚前性行为，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一种禁忌。他们被迫为好色的共产党官员写情色的“交代材料”，并登上舞台，向台下一群目瞪口呆的农民描述自己的行为。

在上级的一再要求下，他们的交代越来越详细和淫秽，在某种程度上介于哈利昆式小丑爱情故事和现代主义诗歌之间：“我和陈清扬在刘大爹后山上作案无数，这是因为刘大爹的地是熟地，开起来不那么费力。”性爱则是“伟大友谊”，比如：“在山上敦伟大友谊时，嘴里喷出白气。”（叙事者被要求解释“什么是正着敦，什么是反着敦”。）这些交代相当于对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的荒诞批判，是对国家权力工具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