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维夫的加沙战争手记: 伤口上的光

连续五周，我写了五篇特拉维夫-加沙战争手记。像五条文字的绷带，分别包扎在几处心理创伤上。还是很痛。我听见他们说：要看见光。无论多黑暗，总是要追寻光亮。这是我在以色列接受心理治疗时，被不同的治疗师分别反复提醒的话。

连续五周，我写了五篇特拉维夫-加沙战争手记。像五条文字的绷带，分别包扎在几处心理创伤上。还是很痛。我听见他们说：要看见光。无论多黑暗，总是要追寻光亮。这是我在以色列接受心理治疗时，被不同的治疗师分别反复提醒的话。

我生活中的以色列人有各种光，他们逐渐照亮了我。我所感受的痛，不仅是出于同为人类，也是因为我与他们的灵魂相遇过。人们从暴击之痛中站起来，带着自己尚存仍在的能量，去帮助痛苦中还无法站立的人。我也要去采一些光。

我先去海边转了转。10月7日已是一道分界墙。无形高墙的刀锋划破了某种子宫般的脓肿。好像很多人都死了一次又活过来了。10月7日之前是一个世界，之后已是另一种存在。然后我去探访了心理学家芭芭拉。问她10月7日之前在做什么？10月7日之后呢？

“我研究的是EMDR，这是一种心理疗法，旨在减轻与创伤记忆相关的痛苦。EMDR是一个遍及欧美的国际性专家组织。我所属的以色列EMDR有一个名为‘EMDR和平’的组织，成员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心理治疗师。创办人是一位以色列心理治疗师。她与两名巴勒斯坦治疗师制定了一项计划，为东耶路撒冷和西岸的巴勒斯坦治疗师提供EMDR培训。巴勒斯坦治疗师有的住在东耶路撒冷，有些住在西岸。培训需要一些经过认证的培训师，一些阿拉伯语翻译，一名培训主管。创办人邀请我任培训主管。

有一个由以色列女性和巴勒斯坦女性共建的民间组织“光明女性”。通过“光明女性”的安排，我们与很多巴勒斯坦治疗师，在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Sheikh Jarrah)开了一次见面会。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第一次与巴勒斯坦人坐在一起。许多巴勒斯坦治疗师也是首次与以色列人坐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彼此看着对方，想找话说却不知该说什么。双方都不太自在，也很不舒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尽可能用英语分享彼此的经历，说一些具体的案例。也有人全靠阿拉伯语翻译交流。渐渐地，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自然。一位西岸来的女士抱怨她如何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这里。她得经过一个又一个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都被士兵拦下盘问。这让她非常气恼。我们也为她的遭遇生气。我们说：真的很抱歉你经历了这一切。有些士兵太年轻，仅仅为了取乐而拦下别人，非常粗鲁。她说这太让人不安了。我们说是的，士兵们的做法非常不对，实在太糟糕了。

我们对他们详细解释了什么是EMDR ，以及接受培训的要求。我们希望他们的治疗师达到与我们的治疗师相同的专业标准，必须至少有第二学位，必须有心理治疗师资格。他们中的大部分毕业于耶路撒冷大学哈达萨医学院，也有一些是在约旦学的……渐渐地，我们彼此之间感到越来越柔和，越来越友好……这是多么美好的感觉啊。我们在互相拥抱中结束。并定于 10 月 8日在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开始培训。

然而，10月7日，大屠杀发生了。一切都转过身去了。

以色列人纷纷自发加入各种志愿团队，为幸存者和人质家属们提供各种帮助。我们这个项目里的治疗师，也转身去帮助自己的国民。加沙边境地带的人们，全部疏散到了以色列中部，大多住在酒店里。幸存者们非常震惊，无法平复。以色列EMDR立刻召集志愿者，为遭受可怕心理创伤的人们提供帮助。

我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治疗师。EMDR的人员曾在战火乌克兰工作过，也在世界多种紧急情况下工作过，具备各种应急治疗的经验。我们展开了小组治疗。我所在的小组大约有18名年轻人，他们从新星和平音乐节幸存下来。

这次治疗在Zoom上进行。两名治疗师专做治疗，另外两名治疗师专做观察。观察是否有人过度不安，是否需要单独治疗。幸存者们都是20岁出头的单身男女。我能看见他们在一个个小方框里的神态。但其中有一对伴侣呆在黑暗中，没有开灯。我们请这些人大致介绍一下情况，以便诊断对他们最艰难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