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西方记者辛苦耕耘六十年，今日绕回改革前?

习近平时代，外国记者在中国行动的空间被压缩了，中国人被警告不要接受外媒采访。新冠疫情后，在中国工作的西方记者和学者比十几年前少多了。有点像毛时代：搜集材料，做分析，写稿子，常常在海外进行。记者和学者都开始问：花甲一轮，六十年以后是否回到了毛时代？

在毛时代，西方记者有关中国的报道,一般都不能发自中国。他们身在海外，尤其在香港。工作方法主要是读北京发出来的官方报道的英文翻译，再加点自己的分析，很难深入，只能反映中共自己愿意说的政治表层。唯一的例外是一位匈牙利老传教士，拉达尼神父(Father Laszlo Ladany)。他中文好，头脑灵，能“倒着读”官方媒体，归纳出一些较深入的消息。比如看到这么一条消息：“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在合肥附近抢救13名煤矿工人”，拉达尼就知道在合肥附近大概发生过可怕的大规模矿山灾难。拉达尼从1953年到1982年出版定期刊物“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

西方学者的情况与记者差不多，只能远距离看中国。我1966年春天在哈佛大学跟傅高义（Ezra Vogel）念了一门“当代中国社会”的课程。傅教授此前在香港访问过从中国大陆跑过来的难民，讲课的内容主要是从访问录抽出来的。这方法虽然不理想，可是比任何别的办法好。商人进不去中国，极少数的游客能进去，但只能看到被清理好的表面。欧洲外交官在北京有那么几个，美国没有。美国60年代派了三个人到月球，到中国是零。

邓小平改革开放，西方看中国视野更宽广

毛死以后，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许多西方媒体派记者到北京。能报道的还是有限，但比以前深入一些，视野也比以前广阔多了。综合性的书开始出现。纽约时报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Fox Butterfield），中文名叫包德甫，出了他的“苦海余生”（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杰伊·马修斯和琳达·马修斯（Jay and Linda Mathews）夫妻俩，一位是华盛顿邮报记者，一位是洛杉矶时报记者，合编了他们的“十亿：一篇中国编年史”（One Billion: A China Chronicle）。对西方读者而言，要是说毛时代是吃小摊子，那现在是进了超级市场。

能进中国的学者也比以前多多了，做野外考察，民意测验，高级访谈都有可能。六四屠杀之后有几年交往退步，但在90年代后半部和00年代又恢复了，局面也进入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正常”。西方学者和记者掌握了中共的规则，也学会了怎么对付。

但到了习近平时代，这种较平稳的互相认可被打断了。外国记者能行动的空间被压缩了，中国人被警告不要接受外媒采访。到了2020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驻中国的记者被赶走。疫情之后，在中国工作的西方记者和学者比十几年以前少多了。结果有点像毛时代：搜集材料，做分析，写稿子，常常只好在海外进行。

习治下，一切回到毛时代？

因此记者和学者都开始问：绕了一个大圈子了吗？花甲一轮，六十年以后是否回到了毛时代的状况？

问题问得好，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没有回到60年代。不管是今天的外国记者还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与六十年代绝然不同。

先说记者吧。60年代的西方记者（把拉达尼放在一边做例外）不会中文，完全依靠口头与书面的翻译，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了解限于皮毛，而且主要是那种“通商口岸”传下来的“欧亚”文化。现在的记者不同，很多基本上会说过关的普通话，也愿意打听中国底层和偏僻地方的社会经验。美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和张彦（Ian Johnson）是明显的例子。何伟2001年出版的“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非常朴素和真实地描写了四川涪陵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