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勇：当铁拳落在我身上——一个普通公民的觉醒

2021年8月29日，这个日期我终生难忘。那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我真切地品尝到了中共体制下“法治”二字的虚假。我从未想到，一次普通出行，会成为我直面体制真相的起点。

那天我驾驶一辆两轮摩托车在信阳市城区正常行驶，没有超速，没有闯红灯。突然，一辆小轿车从右侧支路急速驶出，撞向我。我被抛出车外，重重摔倒。事后，我从肇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中调取并保存了完整影像，清楚地记录下了整个事故经过。

我被救护车送往信阳市中心医院，这是一家市属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当时正值中共严厉的疫情封控期，任何手术都需先完成核酸检测，结果出来才能进入手术室。于是，我在诊断书上留下了那句令人心寒的记录：“外伤致双下肢疼痛、流血5小时。”如果那天失血更多，我可能就在急诊室里等死。

临床诊断显示：“双下肢损伤（左下肢皮肤撕脱伤，右下肢皮肤裂伤）”，左大腿肌肉严重受损，伤口总长度超过20厘米。住院期间，医院不断催缴费用，甚至威胁“未缴清则暂停治疗”；在我尚未康复时，主治医生在医疗资源紧张、强调“应治速出”的政策压力下，再三强迫我出院。那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中共所谓的“人民医院”，不过是一台逐利的机器。

事故的认定结果更令我震惊。区级交警队最终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我承担“次要责任”，理由仅仅是“无证驾驶”。然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故完全由轿车突然并线造成。行车记录仪的影像足以说明一切。

我查阅了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都明确规定应当依据“当事人的行为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来划分责任。也就是说，认定责任的依据不是“有没有证件”，而是“是否存在导致事故的过错行为”。我没有过错，责任认定却强加在我身上，这样的裁定，显然背离了法律的基本原则。

我逐渐明白，这种认定背后并非“误判”，而是制度性的倾向。交警部门往往与国有保险公司关系密切，把“教育震慑”与“经济考量”放在法律之上。将我定为次要责任，可以降低保险赔付，让国家与体制方获利。在这种权力与利益交织的体系中，所谓“执法公正”，只是掩盖勾连的遮羞布。

事故伤愈后，我多次前往交警部门依法申请调取案卷材料。工作人员百般推诿，即便我出示法规条文，也只是让我用手机拍摄电脑屏幕上一段视频。后来，我提交了书面异议书，指出责任认定存在法律错误。然而工作人员接都不接，把文件放在桌上不看，也不登记。他轻描淡写地说：“这种事改不了。”

那一刻，我彻底明白，这套制度并非偶尔失灵，而是有意制造的失灵。它的目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通过耗尽你的精力让问题自行消失。它要让普通人感到无力，让你在所谓“合法维权”中被层层消耗，直到心灰意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