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相欲向中国“直接传达”台海立场，但安全许可法令不点名中国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要向中国“直接传达”对台海安全的立场。专家认为八月初中共对台军演是岸田这项发言最重要的原因。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对台欲加强主导权，即使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法中有关安全许可的部分不指名防范中国，日中关系也难改善。

他说：“一方面，8月在佩洛西访台之后，北京举行了对台的环岛军演，而且有五枚飞弹落入日本防空识别区；另一方面，9月是中日邦交50周年。但是他(岸田)抛出与习近平见面的构想之后，并没有获得党内以及舆论的普遍支持，这其中一个新的原因是认为他在五枚飞弹事件上的反应太过软弱，对他不满的声浪持续升高。” 林泉忠认为，迄今为止，岸田要直接与习近平见面沟通的想法并没有改变，但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9月29日已经举行，习近平并未访日，“岸习会”未能实现。。因此，岸田希望11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利岛举行二十国集团峰会(G20)期间能够与习近平直接沟通。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秘书长王宏仁认为，关于维持台海稳定与和平的立场，岸田不希望以“战略模糊”的方式响应。王宏仁表示，除了佩洛西访台后中共的对台军演时，中方发射的弹道弹头落入日本经济专属经济海域(EEZ)使日本感到相当迫切的威胁之外，还有其他原因迫使岸田积极地要直接与中国沟通。 他对美国之音说：“俄乌战争和习近平二十大连任，给日本最重要的启示是，中国对台湾发动战争是随时可以发生的。另一方面，我认为,岸田文雄现在执政状况不佳,国内支持度又低,以及统一教的问题，根本无暇去考虑之前想要修改的日本宪法第九条自卫权问题。就算现在真的开始要修这个宪法，也缓不济急，所以只能用向中国传达更强的政治讯息来预防战事的发生。”二十大之后日中关系仍难改善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0月16日在中共二十大做政治报告时声称，为实现“国家统一”，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 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0月17日在记者会中表明，寄望藉由对话以和平解决台湾相关问题，是日本一贯的立场。

台湾成功大学学者王宏仁认为，习近平在二十大的报告书中提出和平统一台湾仍是长期目标，以及中共不放弃用武力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等等，这些都不是新的内容，根本不令人意外，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对于在台海局势上握有主导权的强调。 王宏仁说：“习近平报告书这次的重点是在于将来的台海问题，中国要掌握主导权，要掌握主导权的话，首要的工作就是处理外部势力干涉的问题。在外部势力当中，最主要的敌人是美国，这就会影响到日本的态度。目前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我认为自主的空间并不高，完全受制于美国，以至于短期之内，日中关系是被限制在美日中三边关系的框架下发展，导致日中关系暂时无法朝正向、正面发展，甚至没有太多的对话空间。” 针对涉及台海的日中关系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学者林泉忠指出，习近平在二十大的报告书中并未提及中日关系，也没有提及美国、欧洲，却让非洲占有不少篇幅，显示出中国的对日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政策变化。 林泉忠说：“二十大之后中国主动改善与西方的关系之迹象并不明显，可以说二十大后的未来五年，中国与西方关系包括日本在内难以乐观。但是我认为，在中美新冷战氛围持续的情势下，中国‘分断美日’的战略不会放弃。‘既打且拉’会是未来中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方向。”岸田令经济安保大臣避提中国 日媒《产经新闻》10月14日关于机密信息接触人员之安全许可的报道中提到，日本正在着手制定高科技产业情报的接触人员之安全许可制度化的相关法律，负责该法律制定的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希望在法律条文中点名中国，却遭到岸田的反对，认为应该避免与中国之间产生不必要的争端。 高市在“BS富士Prime News”的节目中论及“安全许可”的话题，她说：“在我就任部长的那一天，我就被告知不要提到‘中国’这个词，也被告知在明年的国会上提交内容包括‘安全许可’的经济安保促进法案上，要避免提到‘中国’”。 岸田政府8月10日进行第二次内阁改组，岸田在官邸与新内阁成员个别会谈，其中包括接任经济安保大臣的高市。 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Monash University) 犯罪学教授张耀中(Lennon Chang)表示，安全许可审查机制是经济安全保障的核心，这是一个限制某些私人研究人员、工程师和政府雇员访问机密信息的系统，可以审查接触到人工智能（AI）和量子技术等尖端技术机密信息之相关人员的资格，亦可以防止可转用于军事用途的技术之相关信息以及私营部门的国际竞争力泄漏到国外。

张耀中认为，现在的国际趋势已经形成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明显对峙的格局，这两个阵营彼此无法信任对方，推动保障国家机密信息的相关法律自然更加重要，但是他认为并没有在立法时指名中国的必要性。 张耀中告诉美国之音：“保障国家机密信息的法律制定与实行应该具有全面性的规划，如果针对特定国家制定，那只会是依照目前的局势对于特定的国家进行规范，这样很容易造成的风险就是挂一漏万，特别是未来国际局势很有可能会改变的。如果指名中国是一种政治表态，我认为不必写在法律条文中，其实在媒体的运用上，或是在宣传这部法律时，就可以让大家比较明确地知道这个法律是针对极权国家制定的，例如说是‘特定国家’。” 张耀中指出，其实澳大利亚在执行安全许可审查的时候都会依照现在的状况对某些国家与人员背景特别调查，这些属于执行的细节，在审查机构的内部就有决定权，不必制定在法律条文中。因此不指名任何一个国家，反而在执行安全许可的调查时更有变通的空间。 关于高市提及岸田反对提及中国，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秘书长王宏仁认为，这属于岸田内阁沟通的问题。他指出，在台海问题上，日本表达的方式从来就不是直接指称中国是唯一的问题，而是提出日方关切的是现状可能被改变的问题，以及是否能继续以和平的方式来沟通。 王宏仁说：“日本和美国还是不同的，美国可以直接在芯片法案的推动中公开把中国当作制裁的对象，但是日本要在高科技产业上面对中国做出限制，目前只能在实务上暗地里来做，不太可能会大张旗鼓，这其实也反映美国跟日本双方政治文化的差异性。” 日中关系专家林泉忠表示，高市与岸田在对于中国的态度方面本来就有很大的差异，身为经济安保大臣，又是 “对中鹰派”的高市自然会有较为直接的主张。 他说：“高市早苗是自民党内与安倍晋三前首相在意识形态上比较接近的‘右派’乃至于‘右翼’的政治人物。出生在广岛的岸田首相以及他的‘宏池会’（ 岸田文雄领导的派系）则是比较温和的，倾向主张与邻国和平相处，且也向来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所以双方在日中关系议题上存在温差其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林泉忠认为，高市的表达方式比较直接甚至高调，而当下日本政界以及舆论普遍对中国有比较强烈的不满，岸田面对着持续下滑的支持率，即使想要避免与中国起冲突，进而改善日中关系，恐怕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很难推出积极拉近日中关系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