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次开放致命性武器出口 专家:促进欧洲参与共同牵制中俄威胁

日本内阁3月26日决定批准日本与英国和意大利共同开发的次世代战机出售给其他国家。这是日本第一次允许出口与其他国家共同生产的致命武器。专家认为，日本必须松绑防卫装备出口限制，以因应中俄朝造成的地缘威胁。藉由对北约国家输出武器，日本可加深欧洲参与对于中俄的牵制。

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印太地区面临着包括中国在内专制国家的威胁，局势愈发不稳定，在地缘上日本又被三个来势汹汹的拥核国包围。若是继续困于旧有的安保体制而无法有所作为，不仅自身面临危机，还会间接协助冲突的形成。 他对美国之音说:“日本其实是在响应其周遭的中国、朝鲜及俄罗斯三个拥有核武、且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国家所带来的压力。如果防卫装备与武器的出口限制再不松绑，就会成为阻碍性的存在。” 谢文生表示，日本为避免助长国际争端，长期对武器出口采取限制，但早已不符时宜，若不放宽限制将不仅是限制日本对于国际和平所能提供的贡献度，危及日本的防卫产业环境发展，也进而造成日本自身的防卫危机。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祥威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去年底日本与英国、意大利针对开发第六代隐形战斗机签署了全球作战空中计划（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me，简称GCAP），此次原则修订也明确地将范围限定在GCAP计划，不仅是自民党为了安抚以向来和平主义为核心的联合执政政党(公明党)，也能减少日本国内民意对于武器输出的反对声浪。他指出，由于日本政党与民间社会对于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力不断增强的态势已有高度警觉，大致上没有太大的反对声浪，也希望见到日本透过首次与美国以外国家共同研发武器装备，扩大对抗中俄等国的阵线。 詹祥威说:“除了美国以外，日本要进一步确保欧洲各国对于日益复杂的印太安全情势有更多的介入与参与，简言之，就是从大战略层面看，日本希望除了美国之外，有更多的欧洲国家参与对于中国与俄罗斯的牵制。”

中国大可不必过度反应 日本决定解禁次世代战机出口的消息一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3月26日表示，近年来，日方大幅调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寻求突破性军事发展，引发外围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忧，他说:“我们敦促日方切实尊重外围邻国的安全关切，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对此，日中关系专家谢文生表示，中国对于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禁令的指责是倒果为因。 他说:“若不是中国近年无止境的军扩对日本造成巨大威胁的话，日本基本上还会是那个只想自己默默赚钱的国家。” 谢文生认为，中国很可能继续给日本扣上“复活军国主义”的帽子。 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Hideshi Tokuchi)认为，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禁令，中国大可不必过度解读。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即使中国不乐见日本对更多国家输出武器，但真正有机会让中国感到受威胁并非武器得以大量出口，而是日本拥有新型战斗机的事实。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祥威认为，中国不会有太过激烈的反应，也不至于对日中关系有所影响。 他说:“毕竟这是各国内政以及与各国的合作，从中国角度也很难有太多着墨，中国大概只能呼吁日本勿忘二战、谨守和平原则等立场。” 詹祥威指出，回到次世代战机的开发，主因是藉由整合不同国家、不同厂商之间的专长，以减少整体计划开发中的未知以及重新研发的成本，也借此过程让日本与北约国家有更多合作机会，中国大可不必过度反应。

加深日欧合作形成“类同盟”关系 这次与北约成员国英、意的战机联合研发是日本首次与美国以外国家共同研发武器装备，出口项目仅限为日本与英、意共同研发的次世代战机外销，出口对象限于与日本签订《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协议》的15个国家。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将不在出口范围之内。新战机预定2035年底前服役部署。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祥威表示，次世代战机的开发需要大量的经济与技术成本，远非单一国家可以负担；因此当前除了上述的美国、法德西比，以及日英意外，仅有中国和俄罗斯传出进行次世代战机开发的消息。她指出，对日本而言，在与美国既有的安保体制调整、深化与确保之外，加深与欧洲的防务关系是现今日本强化稳定印太地区局势的一大工作重点。 詹祥威说:“次世代战机的开发，若是能使欧洲各国深化与日本之间的安全合作，当然也会进一步加深欧洲国家在此区域的利益。” 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日本经由放宽防卫装备及武器的出口限制，可以从实际执行面扩大防卫伙伴的阵营，间接强化防卫力，例如深受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信赖，主导日本国防战略修改方针的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曾经提及俄罗斯作为全世界第二大军武输出国，长期对印度、东盟、非洲的许多国家输出武器，纵使这些国家大都和俄罗斯之间尚未缔结军事同盟，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联合国大会对俄罗斯制裁的表决上，从这些国家持反对意见或是弃权，即可得知武器出口产生的效力。他指出，由于宪法的限制，日本还是以美日同盟为主，与其他国家缔结类似条约较难，但透过共同研发与输出防卫装备或武器，日后就能利用装备使用训练、维修、后续的再购买等方式与输出国之间建立“类同盟”的关系。 他说:“军火武器的出售本身就会让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产生一种‘类同盟’的关系。这也是日本可以绕过宪法的限制，来建立防卫日本所需的跟他国间的军事机制。” 谢文生指出，过去碍于《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限制，日 本在援助乌克兰时只能提供防弹衣及头盔等消极性的装备，若是日本要脱离战后体制，作一个名符其实能为国际和平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是绝对必要的。 对此，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认为，即使跨出放宽武器出口这一步，距离日本做为国际大国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 他表示，以近期日本在防卫方面的方针与措施的改变来看，作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的手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但单就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而言，其效果可能是有限的，因为目前转移的项目非常有限，而且限制太多，目前无法太乐观地评估执行的效果能发挥多少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