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捐款，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不再被信任

从8月29号到8月31号，内蒙古包头市，福建厦门市和黑龙江哈尔滨市三地的红十字会党组书记都因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调查。每当灾难过后，人们捐款捐物救援，这是常态。中国河北水灾后也是如此，官方和民间都呼吁捐款捐物。但近年来许多人不再相信中国红十字会或者政府主持的募捐，而是更倾向于民间救援组织。

从在网上炫富的郭美美，到挪用270万救灾善款的云南普洱市红十字会的出纳李艳萍，再到数不胜数因为贪污腐败落网的各地红十字会官员，一次又一次的丑闻大大影响了民众对于捐款的热情。2023年的强台风“杜苏芮”肆虐中国北方之后，北京市红十字会也呼吁社会捐赠。然而消息通过网易、《北京青年报》、界面新闻等多家媒体转发出去之后，评论区中却充满负面言论。

北京红十字会的捐款目标设定在600万元，虽然也吸引到不少热心人士捐助，但有许多0.01元的单笔捐款，捐款人还在这些极小额的款项中留下嘲讽红十字会的言论。其中，捐了0.01元的“A0小戚樱桃坐果剂批发”写道“听说农村合作医疗上涨到380一人了，不然的话也就多捐点了，留着还得交合作医疗，郭美美加油。”有人直接发问： “谁还敢给红十字会捐款？” 这次捐款活动最后以募集到127万元捐款结束。

政府信任缺失，不敢捐款 曾经当过兵，现在从事互联网的叶凡说自己在生活中一直是捐款积极分子:“从刚工作时候捐10块20块，到后来捐几百，一直有坚持。” “汶川地震的时候，给红十字会捐了好多钱，”他告诉记者。之后的几年里，凡是有水灾，地震这些重大的自然灾害，他都尽自己所能做出捐献，但红十字会一次又一次被质疑，让他的信任不断减少。

郭美美事件是叶凡对红十字会不信任的开始。“谁知道我捐的钱被拿去做了什么，”他说。他表示，周围的人对于红十字会的观感也是越来越负面，“大家说起来基本都是调侃和嘲讽的语气了”。原本汶川地震时，几乎每个人都会慷慨解囊，但现在，“只有公务员会捐款了，或者想获得一些政治名声的人”。 当红十字会花了两万七千多元在住宿和餐费上的质疑上了热搜后，他和朋友互相调侃红十字会的人生活水平都太好了，老百姓则太穷了，不配给红十字会捐款。 叶凡还在采访中向记者抱怨：“国家那么有钱”，表示中国援助其他国家的时候出手都很大方，不差老百姓那几个钱。 这次水灾，他因为关心灾民，选择了给当地政府捐款，把钱直接转账到政府账户。他有些无奈地说：“我认为政府会拿着钱真的去做一点事吧，但是我也不相信他会百分百把钱用在救助灾民上，他们也可能把这钱拿去给其他的项目用。但是这个也没办法，能帮一点是一点嘛。” 中国国内经济疲软也让不少人不再有闲钱来捐助灾区。施雨说自己在读书时，每到老师号召大家捐款的时候，总是冲在第一线。攒了好久的零用钱一下子拿出来，一点都不心痛。有段时间，甚至还会把自己的早点钱都省下来，再拿出去捐掉。但疫情三年，她所从事的零售业形势并不好。有时候看到别的国家发消费券，发支票促进消费，又觉得自己国家其实并没有真正想要帮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因此现在看到官媒号召捐款，她也兴趣缺缺：“国家有钱的，我才没钱呢。让国家去解决吧，我就算了。” 从事出版业的国先生表示自己和周围人早就不给红十字会这些政府机构捐款了。“这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都不相信国家能把这些钱用在灾民身上，”他说，“虽然很多声音在网上发不出来，但大多数人还是有不满的。”因为害怕删帖封号，不少人在抨击红十字会时候用了正话反说，“阴阳怪气”的嘲讽手法。 从事出版业的他虽然自己公司的仓库不在河北，但是有不少同行受到影响。提到出版业如何从灾情中自救并恢复，他表示：“主要是同行之间会互相帮助，也会有媒体报道这些事情，呼吁民众买书，还有淘宝这些网站来帮忙策划一些活动。”但他透露，政府的补偿和补贴等事项都未落实，也因此，大家都不太相信政府机构组织的捐款。 这次为了避开地势低洼的雄安，而泄洪至涿州等地，让他觉得自己也不过是待割的韭菜，可以被牺牲的代价。“我们韭菜就不捐款了吧，”他说。

民间救灾运动兴起 当红十字会遭遇信任危机时，不少民间自发组织的公益力量和援助机构得到了群众的关注和信任，也有人宁可把钱捐给民间力量，也不愿意捐给官方组织。 韩红基金会就因为快速、高效、公开、透明的特点得到了网民的好评。疫情最严重的初期，韩红基金会每一天都会在微博实时公布项目进度，每隔一两天都有一批物资运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并且详细公开捐助者和受捐人的信息。不少在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也表示韩红基金会送来的物资是他们收到的第一批援助物资，替基金会博得了不少好感。 此次北京河北等地因为暴雨而爆发灾情，也有许多民间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除了蓝天救援队、公羊救援队等资深救援力量之外，还有不少并不熟悉救援的非专业人士尽己所能出一份力。 从事媒体行业的M从武汉疫情开始参与一些救援工作。原本只是因为有亲戚朋友在武汉，所以和几个好友一起购买了口罩等物资送过去，但后来发现需要物资的武汉医生越来越多，身边愿意出力的人也越来越多。再加上他因为从事媒体行业，消息比普通人更灵通些，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所以就私下建立了群组，帮忙牵头联系愿意捐助的人和需要帮助的人，又在公众号等平台呼吁。 后来21年郑州水灾，他又和身边的人参与其中，到了这次北京和周边地区洪水，他已经略有经验。 水灾发生的第一时间，他就和朋友开始用excel表格统计需要的物资，如皮划艇、食物、急救包等，再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宣传。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后，他发现皮划艇等专业设备不太适合没有救援经验的普通人操作，就专注在筹集食物等生活用品上。“不少资深的救援队进去之后，食物稀缺。我们就召集在北京的朋友，买了食物和饮用水后，走高速去河北，和救援队交接。” 他表示自己做救援并非有意为之，只是觉得应该伸出援手。 叶凡则告诉记者，自己近年来定期给名为“大爱清尘”这个救助尘肺病农民患者的基金会捐款。因为发起人王克勤曾是一名调查记者，并且发表了多篇揭露社会和政府阴暗面的深度调查文章，包括对于2012年7月北京暴雨的调查。叶凡表示，他认可王克勤，也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现在对于一些不公的社会问题也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敢于发声，而不是怕事。而红十字会这些官方机构不仅不够透明公开，也没有让他体会到这种要替底层人民做事的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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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十字会遭诸多质疑 尽管北京红十字会对今年水灾的筹款活动已经停止，但是网民们的抨击却没有停下。他们开始从北京红十字会公开的资料中寻找浪费与贪污的蛛丝马迹。 引起争议的包括官方发布的使用捐赠物资信息明细表。 今年5月，共有总价值146万多元的物资来自北京五木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的捐赠，项目用途是救灾救助，接收单位是通州区张家湾镇陆辛庄村和通州区张家湾镇北大化村。人们又发现，捐赠公司北京五木服装公司的地点就是接收单位所在的通州区张家湾镇北大化村。捐赠公司的控股人季连旭是北京红十字会常务理事会成员；他拥有的另外一家公司的所在地就是另一个捐赠接收单位所在的通州区张家湾镇陆辛庄村。网民们质疑，由于捐助放和接收方都在同一个镇上，捐赠日期和发出日期都是5月22日。处理时间如此之快，加上季连旭的身份，捐赠有“左手捐右手”之嫌。 网友们还质疑，救灾救助中是否需要用到单价数百元的针织衬衫，西装，和上千元的皮衣。因为税法规定，用于支持红十字事业的捐赠，企业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五木服装公司此举在网友看来有故意避税的嫌疑。 另一引起质疑的是北京红十字会6月一项名为“博爱在京城，健康基层行”的活动。活动发放入户慰问救助款4000元，但花了两万七千多元在活动住宿及餐费上，另外又在活动桌牌及横幅制作费上花费了880元。花在餐饮住宿的费用比花在救助上费用多了七倍左右。

人大代表提议强制捐款 全国慈善总会名誉副主席和人大代表周森曾于2013年提议通过立法强制捐款，即每个人每个月必须捐工资中的一笔钱用于公益。在他当年的提案中，慈善捐款将和纳税一样，按照法律的程序，成为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当年，他的提案就引发了巨大争议，被网友们炮轰是“工资抢劫法“。 8月中旬，各大门户网站上突然有许多篇文章提到这个十年前并未被通过的提案，文章中还提到“每个公民都有义务为社会做贡献，慈善事业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这些支持该提案的观点。网民们怀疑，这样一波密集的宣传是和之前红十字会筹款时遭到的反弹有关，希望通过这些文章来引导舆论，让大家继续为红十字会慷慨解囊。但提案相关的文章下，依然是反对的声音居多，除了谩骂以外，还有人用反讽的口气表示希望捐款数量和个人资产成比例，让那些有钱的贪官们多捐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