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宇：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命运

从来就没有什么共同命运，不一样的选择就会有不一样的命运！重要的是选择的标准。不要被短期的金钱利益迷惑了双眼，对普世价值的尊重才是命运的分界线。选择自由和正信，以法制和规则约束自身，以公正的制度管理组织和社会，以善心和诚信对待他人，这样才能实现生命的价值，才是对自身和他人利益的最根本保证。

最典型的就是全球市场一体化下带来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比如零八年的全球金融震荡就是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造成的。什么是次贷危机？简单地说就是当时美国房市过热，房价飙升，大量的金融机构（比如银行）投资房地产（比如发放购房贷款）。这些银行不但自己放贷，还将这些贷款打包组合成金融产品出售给下一级金融机构或投资者个人，这就是所谓次级贷款。次贷的目地一方面是融资所需，另一方面也是降低自身的风险。然而它们这种将风险分散在整个资金链条上的行为却相当于把引线连接的炸药分散埋藏在整个金融体系之内。最终美国房市爆雷，大银行雷曼兄弟破产引发了金融市场连锁反应，造成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

金融市场如此，实业生产也是一样。金钱的流通将全世界金融系统紧密连接，商品的流通和产业链的分散也同样将全世界的商品市场紧密关联。这种关联的结果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块拼图缺失就可能导致全球生产宕机。比如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对人员和物流的管制就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剧烈的影响。这不光有工厂停工的因素，中国对港口靠岸船只船员和到港国际航班机组的强制隔离要求（即使他们并不打算通关进入中国内部）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际物流的瘫痪。经此一疫，世界各国都看到了产业链分布在政治经济不稳定地区的风险，这也是很多企业开始撤离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实业商品市场，全球化的源动力是对更高效率和利润的追求。简单地说，让全球各地的生产者依照自己的资源和技术优势选择自己效率最高的产品生产，这样可以最大化全球总体产出，理论上讲是有益的。但是经济学理论还告诉我们，高收益伴随高风险。这不仅适用于金融投资领域，也适用于实业生产。当产业链依据效率最大化原则分散到全球之后，一个地区的政策动荡就有导致全球生产宕机的风险。换句话说生产全球化的前提是整个链条上的生产者们必须同进同退，完美协调，但这常常和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间的独立自由意志相矛盾。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市场必须在利润和风险间做出平衡的选择。金融机构间必须解构风险，产业链设置也必须冗余分散。即使降低效率和赚钱的速度，也得增强市场抗干扰的能力。说白了，就是得多手准备，不能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也得尽量避开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不管其市场有多大，劳动力有多便宜，也不能被流氓政府拿捏住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说到市场全球化，就很容易联想到中共极力贩售的一个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是共同的吗？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似乎有一点道理。就像追求效率的产业链全球化，所有人都可以从中赚取最高利润，合作共赢，这不就是全球化后人类命运共通的体现吗？但正如上文所论述的，当全球市场被紧密联系之后，它抗风险的能力其实降低了，特别是某些地区故意做出破坏市场行为的举动可以对全球市场造成巨大损失。不要忘了，当全球市场被紧箍在一起时，共赢不是必然，共输的结局也毫不意外。

让我们把视角放宽到经济和市场领域之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就更显其荒谬。人与人有好坏之分，善恶之别，岂能共同命运？！

共产党的行为逻辑就是先利诱后夺权。建政之前，它以共产主义在物质上的美好图景拉人入伙，结果却建立了极权统治对人民肆意鱼肉宰割。在国际市场上，它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低成本优势吸引了资本的青睐，但接下来却通过抄袭剽窃和倾销的方式掐住产业链的咽喉，并试图以此影响和操纵全世界。对于许多经济困难的穷国，它以撒币的大善人形象出现，但给钱是有条件有代价的，目地是收买联合国的选票，并霸占和掠夺受援国的资源和设施，而且钱也很少进入当地普通人的口袋，多半用于扶持亲中共的腐败独裁官僚，培养海外地方的黑恶势力。与魔鬼做交易，代价是灵魂！

在中共官僚体系内部，它们也是讲究共同命运的。大家或许发现了近年来中国官员“消失”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秦刚、李尚福这两位正国级干部在一年内先后失踪，罪名不清，生死不知，这在中国愈发成为常态。除了这些大鱼，还有一堆的中鱼小鱼们，包括中低层官员和一些企业家，往往被带走调查后就下落不明了，也常常传出跳楼自缢等传闻。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共官员犯罪后的处理方式总是那么诡异，就不能光明正大地走司法调查和法庭审判的正当程序么？就不能把他们的罪名、犯罪事实、个人辩解和最终审判结果处罚方式公告天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