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宗慰先生“重返”中央美术学院，他给了我艺术道路上的“第一口奶”

“心影馨香——孙宗慰绘画主题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了，我和妻子张平良是一定要来参观的，因为孙宗慰先生是我们俩的恩师。

1948年，我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我的妻子比我晚一年入学，詹建俊、靳尚谊、郭绍纲和她同班，她是班长。我们俩先后跟随孙宗慰先生学画。

徐悲鸿校长特别重视一年级的教学，他认为这入学的“第一口奶”一定要吃好，所以把最得力的师资安排在一年级。当时，我们的专业课教师是董希文、艾中信、孙宗慰三位先生，韦启美、戴泽是助教。

孙先生为人内向，平日里少言寡语，他说话的声音很低，给人的感觉很温和。那会儿他尚未结婚，住在东城区五老胡同的教工宿舍，我和同学蹇人斌（丁午）、周光玠、程国英去过好几次，他总是笑眯眯地接待我们。记得他为我交过一次伙食费，后来我去还钱，惹他不高兴了——孙先生觉得我见外，生我的气。

孙先生也不光是温和，他教学时会很严厉，无论是布置作业还是评分评奖，他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有一次，恐怕也是我记忆中的唯一一次，他发火了——我们班的一位男同学与音乐系的一位女同学热恋，为此经常旷课，该修改的画稿一笔没动，人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可能孙先生早就发现这个情况，一天，他拿起那位同学的画板，打开教室门，将画板扔到走廊里。那画板叮当作响，可怕极了……

很可惜，我们只听孙先生的课，对他的艺术成就一无所知。毕竟没有画册，连展览也不多，偶尔举办一次教师画展，孙先生便拿出一幅作品参展。我们并不了解他是“热血青年”——抗战初期，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的他便参加了战地写生团，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我们更不了解后来他跟着张大千跑到大西北，在甘肃、青海进行艺术考察，用画笔描绘当地人的生活。总之，我们多看到他温文尔雅、沉默寡言的一面，没有感受到他内心涌动的火热激情。

1952年，我毕业了，大概在那段时间，伴随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孙先生调到中央戏剧学院任教。他继续埋头工作，由于不善交际，参加社会活动的次数就更少了，何况那时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我也没有再和孙先生见面。

直到“文革”结束，在中山公园的一个画展上，我和孙先生终于见面了。见到我，他不再看画展，拉着我的手往外走，到唐花坞西甬路寻一个长椅坐下。我们坐了很久，并没说几句话，他一直拉着我的手不放，我只觉温馨。事后我想，孙先生可能在回忆当年十八岁的“小杨先让”在他班上学习的情景，而今，杨先让已经与他教过的女学生张平良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还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他在感慨世事的变化，又不愿言说，就默默地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