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酱台湾日记：从出租车司机的眼睛看台湾大选

来到台湾，出租车司机是我“采访”样本最大的群体。由于每天要坐4-5次出租车，去各种采访地点，每次2-30分钟的车程提供了恰到好处的对话窗口。司机们只要一开口，我们一应答，遮不住的大陆口音就把身份”暴露”了，于是他们的好奇心，我们的好奇心，一起促成了一次次关于台湾选举的聊天。

追根溯源派 第一类出租车司机，我简称“追根溯源派”。他们很爱谈论自己的祖籍，也爱问我的祖籍。跟他们的交流开头总是：你来自哪里？这时候他们一定不是期待：中国这么笼统的回答，你必须准确告诉他们到底是哪个省份。这样的司机大概率偏蓝；原因很简单，通过讲述渊源他们希望跟你找到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乎自己祖先的过去，也坚信这种过去对台湾的现今仍然存在某种牵绊。可能牵绊这个词有点用词不当，较真的人会问为什么不能是成全呢？我想主要是在如今的局面下，这些过去经常被有意无意地理解为一种“包袱”。都说忘记过去是一种背叛，而在这个语境里，铭记过去似乎成为对台湾现今的背叛。 这种牵绊的规律也适用于很多其他的采访对象：眷村的老兵，跟随国民党一起来台的军队护士，制作江浙甜点的点心师，金门的钢刀传人，躲避战乱的旗袍裁缝。他们就像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固执地守护一个手艺，一段记忆，似乎对过去的舍弃就是把魂给丢了，只剩一具肉身在台湾游荡。不过他们并不似小说中的人物，都那么“老无所依”；他们中有的通过这种固守赚到一个不错的营生，有的由于从事行业的败落，成为为数不多的“非物质文化”从业者。但他们对过去的坚守却不因行业的繁荣与衰败而动摇。 与之相对年轻人如果坚定的表示不知道祖籍在哪里，那么不用怀疑，他们就想坚定地向你表明自己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台湾人。因为有时不是我主动问，而是他们略带抱怨地笑称：对岸的人好喜欢问祖籍哦，好烦恼哦，我还要专门打电话回家问。我想他们或许真的不知道，或许不感兴趣知道，也或许假装不知道。 这不禁又让我想到美国人对自己祖籍地的态度。几乎每种族裔都在美国自豪地庆祝自己的节日。民选官员们也乐于在各种族裔的大游行里露脸。在纽约的埃利斯岛还有一座移民博物馆。在《全民情敌》这部电影里威尔·史密斯扮演的男主还帮女主在这座移民博物馆里找到她祖先的签名，女主看到自己祖先的名字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一开始看这段情节不大理解女主当时的反应，在纽约生活多年后才感觉到大熔炉的意味：如何在一个多样性社会里既融入又保留一份独特性，这个问题似乎在美国已经是一个比较久远，能够泰然处之的脱敏问题，而在台湾还是一个撬开对当下政治态度的小窗口。

新闻一点通 再来说说第二类司机，我称他们是“新闻一点通”。他们对政治讨论节目中每天激烈辩论的“是非”烂熟于心，但通常活在让自己舒适的“小确信”中。比如对柯文哲骑单车一日双塔的行为，有的出租车司机认为这根本不可能，都是演的；有的就信誓旦旦地跟我说他的某个亲戚的朋友跟柯文哲骑行，亲眼见证了真实性。而这次骑行的真假究竟对选举投票有何关系？对两岸政策有何影响？不管啦，这么困难的事他都能做到，把台湾交给他，放心啦。 对于这些是非讨论最容易触及的还是贪腐。有的司机对每个候选人有多少块地，每个地收多少租，甚至是他自己收还是中介公司代收都了然于胸。还有的司机能在候选人行为究竟是贪腐还是合理避税开一个“台湾税法小知识大讲堂”。这些司机对事实的穷追不舍在我看来还是积极的，毕竟他们对自己确认的事实怀有某种坚信不疑的笃定，这种笃定让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投票“跃跃欲试”，似乎这张选票赋予他们特别的含义，让他们的笃定变得特别有价值。

愤世嫉俗派

还有的司机由于常年浸泡在这些“是非”中，而对台湾政治产生一种强烈的厌恶，甚至波及到对民主制度的怀疑。他们通常表现出一种愤世嫉俗或不知道选谁的无可奈何。“两个烂苹果挑一个”的态度弥漫其中。他们认为自己买不起台北的房，每天要开车一个小时来上班，要跟uber竞争客源不会因为下架某一个政党而改变，这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觉得对岸的政策也不错哦，起码从旅游见闻来看，物质的极大繁荣，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就是一种政治制度成功最好的证明，至于自己是否能成为分到一杯羹的幸运儿，既然面临的已经是一次次失望的选择，不如给第三种可能一次机会。只是这种可能是否会让台湾回到没有后悔药的过去，既然每个人的过去都如此不同，既然你惧怕的过去是我怀念的过去，那赌一把，又何妨。 “时间证明一切”是我跟不同阵营的台湾人聊最终落脚的结语。年轻的绿告诉我老一辈人终究会离开，把甩掉过去“包袱”的重任交给时间解决，毕竟没有人能抵御时间车轮的碾压。中年的蓝告诉我时间会证明一切，对岸的繁荣总有一天会将台湾彻底驯服，至于眼下的热闹且让它再蹦跶一阵吧。在现实中极端对立的声音在延绵无尽的时间里终于找到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