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美国游说公司与中国军企割席，中共在华府影响力运动受挫

美国媒体Politico 2月23日报道，华盛顿公关公司斯蒂普托（Steptoe LLP）已经终止了与深圳生物技术公司华大基因(BGI)的合同，这是上周至少第五家与中国客户解除合作关系的华盛顿游说公司。美国国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正在推动相关立法以披露是谁在背后为中国企业进行游说，主要的焦点是确保他们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登记，以防中共和解放军利用灰色地带隐秘推进损害美国人民利益的政策议程。

美国会议员考虑全面拉黑中国军企说客 据Politico此前报道，国会议员正在考虑制定一个完全禁止会面的黑名单，包括出现在五角大楼公布的1260H名单上所有中国涉军企业的游说公司，即便这些游说公司仅仅试图与国会议员讨论他们的美国客户。 美国国防部1月31日发布了直接或间接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军事企业”（Chinese military companies）1260H名单，这些中企被认定为是中共“军民融合”政策的贡献者。 国会山私下流传着一张图片，上面包括所有这些游说公司及其中国客户，以及他们出现在哪些联邦政府实体清单上。游说公司对此迅速做出了回应。 安庆国际法律事务所（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于2月中旬左右提交了终止文件，停止为中国激光雷达制造商禾赛科技（Hesai Group）游说。安庆律所还终止了与另一家不在1260H名单上的中国电子产品公司小米的合作。 布朗斯坦·凯悦·法伯·施雷克律师事务所（Brownstein Hyatt Farber Schreck）上周也与禾赛分道扬镳，该律所于2023年9月开始被禾赛聘用，自称在为禾赛工作期间获得22万美元的报酬。布朗斯坦是华盛顿游说行业收入最高的公司。一些国会工作人员此前已经非正式地告知布朗斯坦不要再接受中国的这类客户。 沃格尔集团（Vogel Group）也放弃了为中国无人机公司大疆（DJI）和基因科技公司华大基因子公司Complete Genomics提供游说服务。该公司自2022年以来一直为大疆游说，并于2023年秋天签下华大的合同，从大疆和Complete Genomics分别获得了86.5万和45万美元的游说收入。 大疆和禾赛都在1260H名单上，Complete Genomics不在名单上，但其母公司华大基因在名单上。

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克·鲁比奥（Marco Rubio）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很难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国会议员与任何人会面，某些议员办公室已经做出决定不再会见代表一些中国军企的游说公司。

“有些公司我们根本不会见面，因为虽然他们可能出于商业原因，但他们代表的利益与中国的目标、军事目标和愿望相关联。我们已经单方面做出了这个决定。“

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印太政策资深研究员迈克尔·索博利克(Michael Sobolik)告诉美国之音，“几十年来，特殊利益主导着美中关系。 K街的游说公司帮助中国企业在美国政治进程中免受审查，国会也非常乐意支持中企毫不松懈的经济参与。” “但如今，这种背景正在发生变化。 国会议员对中共控制的公司越来越不信任……这是一种结构性转变（tectonic shift），这种转变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持续下去。 几十年来头一次，保留中国公司作为客户，尤其是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公司，对于K街游说机构是一件糟糕的生意。” 索博利克说。中企在华盛顿游说效果显著 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Craig Singleton)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在美国的游说动态发生了变化，如果要判断是否会发生根本性的长期改变，现在还为时过早。 “近年来，中国军方相关公司在国会的游说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影响了立法和政策结果。一些草案已经停滞不前，而其他一些草案在代表中国利益的美国公司的游说影响下已经被削弱。” 根据美国专门追踪政治款项的网站“公开秘密”（Open Secrets)的数据，2016年以来，中国在美国的游说总金额有大约4亿美元，位居所有国家之首。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历史上看，在国会进行的旨在抵消与中国经济互动限制的游说活动是由美国企业雇佣的游说者进行的，近年来这种模式发生了改变。 “多年来，美国企业为了让中国维持最惠国关税地位和获得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进行游说，而不是中国实体雇用公司。 这并不是说完全不会发生，我确信中国政府做了一些事情，但这不是主要的方式。” 辛格尔顿说，中国企业在华盛顿的游说在几年前几乎不存在，由于特朗普政府对美国技术的严格控制，尤其是对华为的打压，中企改变策略并且迅速扩大部署游说者，以应对来自两党日益严格的审查。 “如今，中国的游说者名单看起来就像是华盛顿的一张‘名人录’，从退役五角大楼高层到前国会高级助理。这些游说行动的目标很简单：阻止任何可能对客户的市场份额产生负面影响的行动，转移监管审查的焦点，并抵御制裁。”

鲁比奥介绍说，中企的游说手段近年来不断进化，以获得美国的技术、知识产权或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

“你会看到人们使用第三国的供应网络来逃避识别……每次我们制裁一家公司，它们就会不断发展并创造这些来自第三国的公司，这些公司处于中间地位。”

鲁比奥指出，最普遍的情况仍然是有些美国行业受到了中国制裁或者禁令的影响，希望推动国会解除限制、重新在中国做生意：“你会看到很多美国商会的人来这里游说，每当我们对某个行业实施制裁时，甚至包括半导体行业。”

辛格尔顿指出，美国难以全面封禁抖音国际版TikTok就是中国公司在美游说取得巨大成功的案例。“只需看看字节跳动。去年大部分时间都被有关禁止TikTok或强制出售的头条新闻所主导，但这两者都落空了。几乎每一项旨在禁止TikTok或限制其活动的立法都失败了。”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TikTok的游说团队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以防止封禁措施的出台，包括将TikTok的网红团队带到国会山，以阻止国会行动。”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去年3月分别提出封杀TikTok的法案，但民主党籍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Mark Warner）透露，TikTok砸下一亿美元重金进行游说，成功拖慢了立法进程。

美国需改革游说法案，封堵中共利用的漏洞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萨特指出，从历史上看，如何规范中国军企的游说活动是一个模糊的司法领域，而且执行力度也很薄弱。

“这些公司的游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合法的。 但这会带来声誉成本。这就是国会议员在呼吁抵制并公开羞辱这些游说公司的原因，因为他们与这些冒犯美国的中国公司有联系。我很惊讶这种抵制没有早点发生。” 保卫民主基金会的辛格尔顿表示，北京在华盛顿的影响力运动究竟有多广多深，仍然笼罩在神秘之中。 “一个重要原因是：游说者、传播专业人士和战略咨询公司在确定是否以及如何披露他们与中国实体的关联方面，行使了过多的自主权，使得他们参与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公众和决策者所知晓。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他说。 在美国，游说活动受到两项法律的监管：《游说披露法》（LDA）要求披露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以及《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要求披露外国政府和政党的游说和其他影响力活动。后者的披露要求详细得多，包括合同副本、详细的会议和联系人列表，以及游说者的所有政治捐款。 如果美国代理人所代理的实体为非国有的外国公司，外国政府或者外国政治团体不是其代理对象而且也并非主要受益者（principal beneficiary），美国代理人则可以得到豁免、依据《游说披露法》更为简单的合规要求进行登记和注册，无需在《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下进行登记。 近年来，中共常常利用美国现行游说法规存在的灰色地带、执法松弛和监督不力等诸多漏洞，比如通过中国企业进行游说活动从而绕过《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的披露要求，积极雇用美国公司和说客（包括前国会议员和其他政府官员），来推进有害于美国人民利益的议程。 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赵雅芬（Erin Baggott Carter）在2023年的国会证词中指出，与刚果、卢旺达和津巴布韦政府的代理人相比，中国政府的代理人披露的信息只有他们的15%、5%和2%。另外，从2016年到2018年，美国《游说披露法》下登记的第三大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开曼群岛的公司，实际上是中国公司阿里巴巴。 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 对《华盛顿观察家报》表示，“我们必须堵住《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程序中的巨大漏洞，并禁止联邦选举产生的议员、政府任命的高级官员、 高级军官在离开政府后作为外国代理人进行游说。” 当被问及是否支持完全将代表中国涉军企业的游说公司列入黑名单时，田纳西州众议员蒂姆·伯切特 (Tim Burchett) 表示“绝对支持”。 辛格尔顿指出，美国司法部目前仅要求两家中国公司，华为和海康威视，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披露其游说活动的全面概况。 “尽管其他一些中国公司被国防部和联邦通信委员会标记为含有国家安全风险，但司法部尚未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申报要求扩展到这些有问题的实体。这种行动的唯一障碍似乎是司法部内部缺乏政治意愿。” 截至发稿，美国司法部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查询。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在2023年发表的《赢得新冷战：对抗中国的计划》（Winning the New Cold War: A Plan for Countering China）报告中建议，完全禁止中国代理人（包括中国政府所控制公司的代理人）进行游说，将减少敌对政权对地方、州和联邦政府施加的影响力；美国政府还应加大对未披露外国游说活动的美国公民或非公民的处罚力度。 一群跨党派美国国会议员去年重新提出了《揭示游说中的外国影响法案》（Disclosing Foreign Influence in Lobbying Act， H.R.1190），以堵住1938年《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和1995年《游说披露法》中的漏洞，要求注册游说者披露外国影响来源，包括“参与指导、规划、监督或控制游说者活动的任何外国国家或政党”，无论这些外国实体对游说活动的财务贡献如何。 美国国会议员2022年还推出了一项名为《停止帮助对手操纵一切》(Stop Helping Adversaries Manipulate Everything Act or SHAME Act，H.R.9140)法案，禁止个人收受敌对国家的代理或游说等活动的报酬，并对违反者处以经济上的惩罚。 目前，这些法案都尚未投票通过。萨特指出，“这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个有许多漏洞的社会，我们珍视自由，并且没有限制一切的独裁统治。改变法律并不容易，需要一段时间，但美国的政策肯定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即在面对这些中国挑战时保护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