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事光析： 三中全会的“李鬼式改革”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落幕一周以来，如果对其传递出来的信息还有什么看不清楚的，这两天的中国股市可以说给了有力的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由于中共三中全会后缺乏重大政策支持，加剧了看跌情绪”。自7月21日中共三中全会的相关决定发布之后，沪深300指数连跌三天，到24日收跌0.6%，累计跌幅超过3%，为1月31日以来最大跌幅。

莫要划错重点，重点不在“改革” 这个决定叫作“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会前会后，中共官方宣传也好，外界相关解读也好，往往都把重点放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上。但是，鄙人认为，这是划错了重点（其实，重点在于后半句，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本栏下次解说这一点）。 有人会说：难道中共官方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决定的重点何在？这个问题就有意思了。要回答它，我看有三个因素值得推敲。 第一，中共官方是有意为之，是故意引导人们读错重点。如同中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近日发布的相关报道所说，这次全会的目的，习近平一语道破要旨：“就是要向国内国际释放我们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强烈信号”。既然如此，中共官方宣传当然就要把“改革”划为重点。从外界在会前的猜测与解读纷纷强调会议可能推出的改革举措这一点来看，中共“释放强烈信号”的动作本来是有些成功的。可是，信号再强烈，动作唱反调，人们如果不是过于蠢笨或另有用心，终究还是不相信信号而相信动作的。 为了强化这个“信号”，中共官方在会议期间甚至特意发了一篇题为“改革家习近平”的宏文，也洋洋洒洒万字篇幅。当然，大家知道，接下来的事情就尴尬了：这篇文章随即被官方自己给下架了。为什么呢？这就是第二个值得推敲的因素了：习近平要释放的“改革”信号，与人们所普遍理解的“改革”不是一回事。这就不是划错重点的问题了，而是完全搞错了词义。 大体可以这么说：“改革家习近平”那篇文章里所说的“改革”，是197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改革，也就是推动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并推动相关的行政、社会、乃至政治安排与思想文化上的改革以适应这种转型。这种改革，习近平自己也明白，需要的是思想解放，而不是强化个人权力。如果真想改，不用喊口号，也不用有意释放信号，只要放松控制就可以了。这篇“改革家习近平”的文章里这么说：据1985年第1期《中国青年》报道，山西一位县委书记到习近平领导下的正定参观，感慨地说：“这里，听不见人人喊改革，但处处在改革“。文章引用习近平自己当年的话说：”如果说我们做到了什么，其中之一就是做到了解放思想这一条“。这应该是在给习近平脸上贴金，但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今天习近平根本不想要这样的改革，文章404也就不奇怪了。

谁来当习近平的老板？ 既然不想搞改革，为什么还要打改革的旗号、放改革的信号？既然这“改革”不是那改革，为什么偏要来个李鬼充李逵、弄得近平似小平？这就是第三点值得推敲之处了。 如上所述，习近平知道改革的本来词义，更知道中国的经济繁荣是依靠那样的改革来取得的。现在，中国面临经济低迷的困局，习近平需要设法缓解里里外外就此给他形成的巨大压力。请注意啊，我这里没有说习近平在设法走出这个困局，而仅仅是说他要缓解压力。走出困局需要可以奏效的政策与动作，而缓解压力可以仅仅给个姿态、装装样子。 当然，装样子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来自问题本身的压力最终不能缓解。但是，这还要看压力来自哪里。如果来自老板，下属装样子只能糊弄一时，露馅儿之后更加麻烦。但是，如果是老板面临来自下属的压力呢？那就不一样了。他装装样子，就是给你脸面了，明明露着馅儿，你还能解雇老板不成？更何况，老板一边装样子，一边掏出了手枪拍在桌子上！ 没错，我说的这个老板就是习近平，下属就是中共的统治精英们。经济下滑，这些精英们不高兴（当然老百姓也不高兴——这点下面再谈），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受损，他们也担心整个政权因此陷入危机。皇帝不急太监急啊，历史上太监急了而干掉皇帝另立新主的例子也不少啊！习近平的“改革”信号，首先就是释放给这些人的：你看着哈，我可是强调改革了！你们都给我消停着点儿！可怜的太监们，你敢和主子叫板说“您这不是改革”吗？既然不敢叫板，那还不就得了！赵高可以指鹿为马，习近平把自己理解的改革说成改革，这不比赵高诚实且有理多了吗？你们偏要把习近平的改革理解成邓小平的改革，那能怨得了习近平吗？ 是的，李鬼冒充李逵，是因为借此名号可以增强自己打家劫舍的能力。所以，越是李鬼劫道，那越是虚张声势，不似李逵的“也不搭话，只是抡起两把板斧一路砍去“。如果不是碰上真李逵，李鬼也就一样占山为王了。可惜，那些内心怀念邓小平改革的中共统治精英们也不是真李逵呢！ 难道习近平就没有老板了吗？法理上是有的，那就是中国民众。甚至于，在中共体制内，中共全体党员也是习近平在法理上的老板。问题是，中国有法有理吗？谁又能按照这样的法理来指挥习近平、甚至解雇习近平呢？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并兼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试图以学术研究透视政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