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 | 我为什么要参加地下党

1947那年，17岁的我参加了地下党。 我生在宁波，稍有记忆时就跟着父母来到上海，住在英租界。抗日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8日发生的一件事，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我在审美小学读五年级，上课铃响过后却不见有老师进教室，随后就是大家往外逃，我也跟着下楼，到二楼教室拉上读二年级的大弟，再到一楼拉上读幼儿园的三弟，在街上，只看到日本鬼子举着枪往浙江路桥冲。后来知道是日本鬼子搞封锁。我和两个弟弟拼命赶在铁门关上之前进了弄堂回到家，一家人团聚了，但是却被封锁了一星期。每天在家喝点稀粥维持生命，有些家庭连稀粥都喝不上，甚至饿死。一周后解除封锁，满弄堂地上都是大粪，一星期没有粪车进来了，肮脏不堪。这样的封锁反复有过好几次。这对我思想触动很大，开始思考我们中国人怎样才能改变受人欺压的状况。 1944年读到初中，因为经济困难，父亲带着我二弟三弟在上海读小学，我回到宁波老家帮忙做家务，跟着大人下田干活，如看瓜田，收土豆等。在宁波农村我耳闻目睹了日本鬼子的严重罪行，终生难忘。那时，新四军三五支队在我们附近地区活动，晚上常有一些新四军干部战士来外婆家住宿。有一次遇到日本鬼子扫荡，一位三五支队管账的同志撤退晚了一步，被日本鬼子抓住，把他强按在田埂上，用刺刀对着颈背一刀一刀砍，直到砍死。掩护过新四军的村民，被日本鬼子发现了，就会逼着全村人看着把人活埋。有的妇女被强奸后剖肚杀死丢在路上，惨不忍睹。那些被日本鬼子杀死的同胞的惨叫声在我耳朵里终生不忘。这就是我后来在上海不怕牺牲主动要求参加地下党的强大动力。 我在寻找革命道路的时候，遇到了领路人。1946年初，我在钱业中学读书，遇到了小学同学曹永声和陈根林，他们刚参加了共产党，曹永声送我一本艾思奇著作《大众哲学》，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苏联列昂节夫著作《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我差不多通宵达旦读完了这两本书，初步懂得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我还从他们那里看到了延安整风文件，其中有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读了共产党的文件感觉特别新鲜特别能接受。我决心要加入共产党，向曹永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学校里有教师系统的党组织和学生系统的党组织。曹永声让我参加学生系统的党组织，说这样有利于开展学生运动。我被批准加入共产党后，在钱业中学组织了联谊会，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后来的海事大学离休干部陈丕宇等，就是我发展入党的。 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日子里，回顾自己参加地下党的经历，回忆寻找革命道路的过程，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息。相信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干越出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孙志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