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研人数连续两年下降，高等教育“降级”隐忧浮现

中国“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于星期天(12月22日)落幕。本届考试格外引人议论的是，在一贯竞争激烈的背景下，考研人数连续第二年减少，大考首日又传出有多达60万人临时弃考。有分析人士指出，随着青年就业压力加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实际价值，这也折射出中国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场“降级”现象。

相比报考人数，今年研究生考试另一个引起关注的焦点是试题难度暴增。 星期日，在网络平台网易上面，一篇署名“影像温度”的文章指出，今年有许多专家和考生都反馈，政治试题的难度是“10年来最大”，英文难度之高也冲上热搜，据称有不少人是考完这两个科目，就遭“成功劝退”。 文中批评，中国已明显出现“考研高考化”的趋势，亦即研究生考试越来越难，让大学生涯的后两年，彷佛高中噩梦重演，只能拚命刷题备考；如此疯狂内卷，导致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下降，才是学历贬值的主因。

高学历难解就业困境 网络热议“考研”不如“考公” 另一篇题为《考研“高考化”再登热搜：“应试化”困境何时能解？》的文章也质疑，研究生考试日益呈现出与高考相似的“应试化”特点，部分高校甚至将“考研率”作为评价教学质量的指标。 此一现象最大的负面影响，是造成大量考生盲目跟风考研，加剧教育资源的浪费和分配不均。 《三联生活周刊》更在微博发文质疑 #研究生就业率下降还有必要考研吗#。文中指出，2024年毕业季，硕、博士生成功求职的比率低至44.4%，不如本科生的45.4%和大专生的56.6%。 该文直言，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发展，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创造出需要高学历人才的新增就业机会，否则“卷学历卷得再厉害，也不是出路”。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考验人数减少的同时，12月1日落幕的“2025年度中国公务员录用考试”，招录与报考人数均创下历史新高。 根据官方数据，此次计划招录3.97万个职位，报名人数却达341.6万人，竞争比达到86:1。

一名浙江财经博主“上林院”星期日就发文直指考研与考公此消彼长，反映人们对于“学历崇拜”的退潮；相比投资几年的时间和高额学费，还不见得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在外企黯淡、民企裁员之际，公务员、事业编才是社会公认的终极选择。专家：高教扩张与经济衰退的双重困境 对于考研人数回落，以及“考研高考化”，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直言，这些现象实际上显示中国“高等教育的降级”。 谢田指出，中共过去盲目扩张高等教育，并在课程中不断塞进共产主义教条，“高教大跃进”的结果，不仅导致教师人力和素质跟不上，更造成高等教育空洞化的恶果。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严重衰退，企业停止招聘，甚至迁厂、关门，造成青年失业率升高，在大学生首当其冲之后，研究生恐怕也难以幸免。 谢田说：“我估计以后的博士也要降级了，原因也是就业市场的问题，中国(今年)1100万大学生毕业，应该有70%到80%找不到工作，研究生毕业可能会稍稍好一点，但实际上也不值得，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在考虑有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读大学毕业后，去跟高中毕业生竞争同样的工作。” 位于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同样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疲软，青年失业率高企，是大学毕业生想要争相考研，延后进入职场的主要原因。但问题是，依照中国学制，恐怕他们三年后毕业，还盼不到就业环境改善。 蔡明芳说，随着外人对中国直接投资不断下降，国内民企也面临生存困境，中国经济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改善；此刻打消考研的念头，就成为一种理性、务实的选择。 蔡明芳告诉美国之音：“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两年后、三年后有更多的研究生毕业，(但是)没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这些研究生就还是找不到好的工作，或薪水还是很低，而且以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高的。” 蔡明芳认为，总体而言，国际供应链外移，导致在中国读完研究所的学生无法学以致用，才是扼杀考研吸引力和危及中国高等教育的主因。留学回暖与“双减政策”成效存疑 然而，一位在湖北某大学执教，因议题敏感，拒绝透露真实姓名的黄姓教授认为，考研人数下滑，是因受到新冠疫情期间，各国入境管制的影响，2020年至2022年间，许多大学毕业生无法出国留学，转而挤向国内考研窄门，例如2022年，就多达457万人报考，同比增长21.2%。 最近两年，也正因国门重启，出国留学的人增加，间接导致国内考研人数减少。 黄教授告诉美国之音：“所以为什么(新冠疫情)当时这几年，大陆一直很流行两个字叫内卷，就是因为这些本来应该留学学生的没有出国，留在国内考研究生，那几年就竞争压力就非常非常大。” 黄教授说，对中国各大学而言，“就业率”和“考研率”是官方紧抓的考核指标，尤其是985、211等重点名校，考研的风气更为积极。 加上许多家庭并不缺小孩这份薪水，不会急着要他们一毕业，就要找工作，因此实务上，并未感到学生考研的热情有所减弱。 位于台北的世新大学副校长兼国际事务长李功勤同样认为，从考研人群中“消失”的人数，或有相当一部分是出国留学。 李功勤说，随着疫情封控、外资撤离等因素，不少正在台湾求学的中国大陆交换生都表示，现在大陆社会内卷得很凶，“没有研究所学历，基本上找不到工作”，不少人身边都有孰悉的师兄、师姐出国留学。 李功勤认为，虽然中国官方2021推出“双减政策”，就是希望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减轻学生的作业跟校外培训负担，进而鼓励更多人走向技职教育，强化实体经济；但目前看来，仍未能扭转“学历至上”的社会风气。 李功勤说：“他(中国政府)可能想从基本做起，就从双减到鼓励年轻人就读职校，但我觉得效果不是太好，可能短时间是看不出来的 ”。 尽管如此，李功勤认为，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有利于宏观调控，因此眼前所见的经济、教育问题，应可望得到解决。未来方向：从“扩张”到“优化” 美国学者谢田则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过度扩张，就跟中国社会上许多事情一样，是政府规划的错误，却由百姓背上罪责。 想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谢田认为，中国高等教育需要做巨大的改革，精简规模并舍弃浪费大量教育资源的共产主义科目；此外就算经济回暖，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化掉已经“生产过剩”的硕、博士生，让高等教育与经济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