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垃圾填埋场堆满纺织废料：快时尚盛行而回收再利用无人问津

在中国浙江省的一家工厂里，废弃的棉质衣服和床单堆放在厂房地板上，大略分为深色和浅色的两堆。当工人们将衣服送入粉碎机时，夹克袖子、衣领和品牌标签从衣服堆中露出来。

为了实现改变游戏规则的影响，时尚专家叶晓薇(Shaway Yeh)所说的“循环可持续性”是中国各大服装品牌必须实现的目标，这样才能完全避免浪费。 “你需要从可回收纤维开始，然后所有这些废弃纺织品都会再次被利用，”她说。 但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中国只有约20%的纺织品被回收利用--而且几乎全部都是棉花。 非营利组织人权基金会(Human Rights Foundation)的克劳蒂亚·贝内特(Claudia Bennett)表示，中国棉花并非没有自己的污点--它们大部分来自新疆维吾尔族的强迫劳动。 “全球五分之一的棉质服装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有关，”贝内特说。 今年5月，美国禁止从26家中国棉花贸易商和仓库进口货物，以避免进口使用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但贝内特说，由于供应链非常不完善，维吾尔族棉也被用于其他国家生产的服装，而这些服装并没有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 她说，“许多许多服装品牌都因为棉花而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脱不开干系”，它们“躲在缺乏透明度的供应链背后。” 尽管中国在电动汽车和电动公共交通生产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并已设定了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但其在推动时尚可持续性和纺织品回收方面的努力却被搁置一旁。 根据独立时尚监督机构Remake今年一份评估了各大服装公司的环境、人权和公平实践的报告，最知名的品牌几乎毫无责任感。 该组织给Shein--其在线市场旗下有大约6000家中国服装工厂--打了6分(满分150分)，而Temu的得分为零。 同样得到零分的还有由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共同创立的美国品牌SKIMS和低价品牌Fashion Nova。美国零售商Everlane得分最高，为40分，但其中只有一半来自可持续性实践。 中国的国内政策也毫无助益。 中国禁止使用从旧衣服中回收的棉花来制作新衣服。这条规定最初旨在取缔那些回收肮脏或其他受污染材料的不法中国企业。 但现在，这意味着温州天成工厂用旧衣服生产的紧密编织的绳状棉纱只能用于出口，主要销往欧洲。 更糟糕的是，许多中国消费者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购买二手物品，天成工厂销售总监唐国文(Kowen Tang，音译)将此归因于家庭收入的增加。 “他们想买新衣服，新的东西，”他谈到中国人认为买二手货很丢人这一心态时说道。 不过，在年轻人中，可持续性意识的增强促成了新兴“翻新”服装企业的出现。 30岁的设计师大宝于2019年创立了Times Remake，这是一个总部位于上海的品牌，将二手衣服重新加工成新衣服。在该公司位于上海的工作室里，裁缝们用二手牛仔裤和运动衫缝制成时髦的新时装。 这一切始于大宝和他的岳父有一次在网上发布他们的设计，现在这家公司在上海时尚的静安区有一家旗舰店，店里出售他们的翻新服装以及李维斯(Levi’s)和 卡哈特(Carhartt)夹克等旧衣物。 大宝说，这些设计“结合了过去的风格和当前的时尚美学，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东西”。 张娜则拥有一个时尚品牌--再造衣银行(Reclothing Bank)，销售用塑料瓶、渔网和面粉袋等材料制成的衣服、包和其他配饰。 这些物品的标签上有二维码，显示它们的成分、制作方法和材料来源。张娜借鉴了历史悠久的生产方法，例如用菠萝叶制做纺织纤维，这是一种起源于菲律宾的百年传统。 “我们基本上可以开发数千种新面料和新材料，”她说。 张娜说，再造衣银行成立于2010年，旨在“让旧物焕发新生”，她的店位于上海一条历史悠久的弄堂里，建筑风格中西合璧。门口放着一个大型旧衣保管箱。 “旧物实际上承载着人们很多的回忆和情感，”她说。 张娜说，自从她开店以来，她看到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意识不断增强，核心客户都是20多岁和30多岁的年轻人。 大学生杨宝(Bao Yang，音译)在上海期间顺便光顾了这家店，她说店里衣服的触感让她感到惊讶。 “我觉得这很神奇，因为我第一次进店时听说很多衣服实际上是用贝壳或玉米(皮)制成的，但当我触摸衣服时，我完全不知道它们会有这种非常舒适的感觉，”她说。 不过，她承认让人购买可持续服装很困难。“我这个年纪的人更沉迷于快时尚，或者他们根本不考虑服装的可持续性，”她说。 由于生产成本高昂，在再造衣银行等商店出售的再生服装的价格比快时尚品牌高得多。 特拉华大学时尚与服饰研究教授卢盛(Sheng Lu)示，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 “研究反复表明，消费者不愿意为用再生材料制成的服装支付更高的价格，相反，他们实际上希望价格更低，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衣服是用二手材料制成的，”他说。 由于购买、分类和加工二手服装的成本较高，他认为可持续时尚无法在中国大规模取得成功，因为中国服装的生产成本非常低。 “公司没有经济激励，”他说。 要实现真正的改变，需要“来自最高层的更明确的信号”，他补充说，指的是像推动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发展那样的政府目标。 但卢盛说，在中国，“政府可以成为任何行业的朋友”，因此，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看到了经济潜力，就可能引发政策转变，推动可持续时尚的新投资。 但目前，温州天成工厂外装上卡车的塑料包装的棉线卷都运往海外市场，远离它们的再利用之旅开始的地方。 “快时尚在中国绝对还没有过时”，卢盛说。(本文依据了美联社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