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打压境内书店之际，中文书商在海外拓展事业

在他新近开张的书店里，季风书园店主于淼微笑着站在一排排竹书架上摆满的1万本书籍中间。这家书店位于华盛顿喧嚣的杜邦圆环地段，远离它之前位于上海的旧址。六年前，中国政府强迫他关闭了上海的书店。

负责监管书店的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一名官员拒绝评论。这位官员提到，案件尚在调查之中。宁波警方没有回复采访要求。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白睿文(Michael Berry)说，中国经济增长缓慢，这也许驱动政府加强管控。 他说：“政府也许觉得，在民众消费和阅读内容方面，现在是要更小心和加以控制的时候了，以试图消除任何动乱，将其扼杀在萌芽之中。” 白睿文补充说，这些书店店主面临着双重压力。一个是政治打压，另一个是从印刷出版物转向数字媒体的全球趋势，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 王英兴在宁波出售二手书有近20年了，但是今年8月，他被下令停业。当地官员通知王说，他没有出版物经营许可证，虽然作为二手书销售者，他是没资格获取这种许可证的。

在曾经悬挂着王胖子书屋招牌的位置，如今只剩下了隐约的痕迹。书店橱窗涂抹着几个草草的黑漆大字：“暂停营业”。 “我们是在推广文化。我没做错任何事吧？我只是在卖些书，推广文化，”王英兴说。他一边说，一边用棕色包装纸和白色尼龙绳把书捆在一起。 “可为什么你们就不能放过我呢？”王英兴补充说。 还有几个人把成箱的书塞进一辆箱型车的后面。王英兴说，这些书卖给咖啡厅和酒吧店主，他们希望用小图书馆来做点缀，为客人增加一点书香氛围。他说，其余的书被送去一家回收站，把书毁掉，打成纸浆。 书店并不是唯一打击目标。中央政府还对其他场所进行了打压，包括印刷厂、网吧、电玩屋和街头摊贩。据中国当局说，全国各地都在展开严查。 根据一份政府文件，上海当局检查了印刷场所和书店，针对目标是印刷、复制和出售“非法出版物”。这显示，当局不仅仅只是禁止出售某些出版物，还追踪至印刷程序。当局发现了某些复印打印店“未按规定登记复印内容”，责令他们限期整改。

在中国南方城市邵阳，当局表示将“依法打击有害出版物”。 共产党有各种权力来控制人们可以阅读的书籍。任何没有“中国标准书号”的出版物均被视为非法，包括自助出版书籍和那些没有得到特许的进口书籍。一部书即使已经出版了，如果之后有了更严格的限制措施，--经常没有给出明确原因，仍可被禁，如果作者说了某些让中国当局不开心的话，已经出版的书也有可能遭禁。 然而，虽然有这些严格限制，而且现有书商正在遭到打压，仍有更多的书店在开张。美联社没有获得最近的数据，不过，专注书籍产业的媒体公司百道(Bookdao)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新开书店数量是关闭书店数量的两倍。 在北京经营了30年万圣书园的刘苏里说，这个行业有很多理想主义者。 他说，虽然有挑战，“每个读书人都有办书店的梦。”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梦正在中国境外实现。于淼和其他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书商在他们的书架上摆满了来自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书籍，有些书是在当地出版的。 张洁平在台湾和泰国创办了飞地(Nowhere)书店。她说，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之后离开中国的移民对图书有着越来越大的需求。 “他们不只是想说流利的英语或日语来融入当地，他们还想要文化自主，”张洁平说。“他们想要更多的社区空间。不一定是书店，可以是任何形式--画廊或者餐馆。” 22岁的学生李逸嘉(音译，Li Yijia)今年8月从北京来到华盛顿。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她在季风书园内浏览，找到了中英文两种语言的图书。她说，中文书店让她感觉像是“泡沫里的另一个世界”，可以让她阅读两种语言的书籍，有助于培养批判性思维。 她补充说：“它还缓解思乡之情，就像中餐馆一样。” 书店的关门让店主们各奔东西，走上不同的道路。有的身陷囹圄，有的找工作养家糊口。有的摆脱内容审查，踏上新的旅途。

自从关闭了他在上海的书店之后，39岁的周游列国迁移到了洛杉矶，但是还没有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他说，他的独立书店有完全的经营许可证，出售文艺书籍以及艺术家和翻译家的自助出版作品，过去四年受到的罚款相当于数千美元，还被审问了十几次。他看到同行因出售“非法出版物”而入狱。在当地政府发出警告后，所有与他合作的自助出版的艺术家和编辑都要求他撤下他们的作品。 周说，他再也受不了骚扰了。他说，他感觉自己受到的待遇仿佛“是贩毒，而不是卖书”。 他说，他的书店的存在是“一种反抗和抵抗”，而如今它已不复存在了。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