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婚姻登记大幅减少，不到十年前的三分之二

在中国愿意结婚的人愈来愈少。中国民政部9月公布的第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4至6月中国有178.1万对新婚夫妇注册结婚，较今年第1季少了36.6万对，两季合共只有392.8万对新婚夫妇登记，若按比例推进，2023年中国结婚注册人数可能少于十年前的三分之二。

有专家分析指中国共产党从1970年代开始强行推动的所谓计划生育政策是形成现在中国婚姻登记大幅减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结婚登记数据从1985年有纪录以来原本是不断上升，及至2008年录得1,098万对新人的婚姻登记，那是中国首次一年有超过一千万对新人结婚。而且到了2013年，结婚登记数据还达到了1,346.93万对的最高峰。可是从那以后，结婚登记数据便逐年递减，2019年跌破了一千万对大关，到了去年跌到只有683.3万对新人登记，是有结婚数据统计以来的最低点。

虽然新冠疫情今年结束，可是在4至6月的结婚登记数字还是比第一季更少，上半年只有392.8万对新婚夫妇登记。因此纵然2023年下半年还没过，也可以预计就算今年全年的新婚夫妇登记数据有机会可以走过谷底，可是也有很大机会在低谷徘徊。

经济因素是现代人决定结不结婚的重要环节。但是近年中国经济面临急转直下，随着美中贸易战令外资减少在中国的投资，甚至是撤出中国业务，更是加剧中国的经济危机，也是导致今年6月的青年失业率达致21.3%的历史新高的主要原因。

时事评论频道“岳戈南方浪”的负责人岳戈认为，中国农村普遍收入水平更低之下，男性受经济影响而不能结婚的影响更明显，因为男性需要花费很多金钱办聘礼，而且也可能要有房子和其他物业，女性才会看上眼，所以更难结婚。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于2016年，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中国农村剩男报告”，指出中国全国农村在最高峰的时候，有大约2,000万名在三十岁以上还没结婚的“剩男”。纵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度）从2016年的12,363元人民币，提升至去年的20,133元人民币，每月平均只有1,677.8元人民币收入，而且去年农村人口中收入最低的20%居民全年收入更只有5,025元人民币，因此在7年后的今天，农村“剩男”人数大幅减少的机率很低。

经济转差也引起中国青年对未来产生不安。中国时政评论人横河认为，中国年青人对未来没信心，也是影响他们决定不结婚的原因。他说：“他们对社会没信心，生活有压力，不光是经济的问题。另外年青人有很多负面经历，所以也不会希望自己有孩子的话，孩子也要面对这些经历。”

观察人士指出，除了经济情况令中国青年对未来不安，中国政府的政策以及领导人的言论，也为社会带来更多不安。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五四”青年节前，竟然向中国农业大学学生发信，鼓励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走进乡土中国深处，要青年人“自找苦吃”；广东省政府更提早“响应”领导人的“号召”，在今年4月已发表“广东青年下乡反乡兴乡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三年行动”方案，表明希望在2025年年底动员三十万名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到农村去“推动建设”，勾起民众对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回忆，引起社会一阵恐慌。

除了经济和社会环境因素，男女比例失衡也是中国男女难以结婚的重要原因。中国为了控制人口，在1979年推行俗称“一孩政策”的计划生育措施，官方指中国人口因这政策而减少了4亿。可是由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是重男轻女，令男女比例走向严重失衡的地步。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21年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超过3,490万人，光是在20至40岁适婚年龄层当中，男性人数也比女性超出1,752万人。就算“一孩政策”在2013年开始放宽，在2016年全面取消，在短期内也无法改变“男多女少”的社会状况。

因此对于女性，尤其是“高学历、高收入、高颜值”的“三高”女性来说，自身条件愈高，同时择偶范围相对更小。她们对结婚对象的要求愈高是自然趋势，也造成她们难以找到“Mr. Right”，甚至觉得婚姻不是必要的。在上海担任大企业销售经理，光是每月底薪就达到五位数人民币的章美玲，在三十岁之后也因为希望找到合适伴侣，而开始参加婚配活动。不过她坦言若找不到合适的人，也不一定要结婚。她告诉美国之音：“说白一点就是我的条件也不差，有要求也是很正常的。而且我在生活和经济上完全可以独立，所以需要的是能够在心灵上能沟通的伴侣，不然在一起就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