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许成钢博士(1)：谈中国所面临的制度困境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诸多重大问题或挑战。从新冠疫情的应对战略，到经济发展的路径，中国面临怎样的经济政治学或制度挑战呢？多年来研究中国重大的政治经济学和制度问题的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成钢博士就这样的问题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他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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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内外诸多观察家看来，当今世界让各国最痛苦的问题莫过于源自于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即所谓的Covid-19疫情了；中国的防疫做法，从一开始的竭力隐瞒到随后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把人民生命安全作为代价的防疫政策和做法让世界各国惊讶，不惊讶的国家可能只有朝鲜。这是为什么呢？

许成钢博士指出，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制度着眼。中国的制度是集权主义制度，也就是一个党、一个领袖（即中国当局所公开宣扬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必须领导一切；党则必须听命于一锤定音的领袖）把社会所有的一切都控制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自上而下发命令操控官僚机构运作，制度决定了它只能管一件事。要它同时管几件事（如既要控制疫情，又要照顾民生或维持经济发展）的话，那几件事它就都管不了了，全要搞砸了；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对的问题上，中国集权主义制度再次暴露出它的死结。

与此同时，当今中国尽管有种种大大小小的问题，但中国毕竟在过去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看中国的这种惊人的发展呢？换句话说，中国是否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了呢？在许成钢博士看来，这个问题的靠谱答案清楚明了：No，没有。

以下是许成钢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摘要的第一部分。许博士表达的观点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疫情应对差异凸显制度差异

金哲问：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一开始，也就是在2020年2月7日，许教授就发表文章，标题是，“武汉疫情暴露的制度问题”。自那时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如美英法德还是不发达国家印度都未能幸免于疫情。现在要是有人批评当初许教授太少见多怪，将疫情胡乱怪罪到中国的制度，许教授要如何反驳？

许成钢答：谢谢你提到我当年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当年那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是在2020年1月，文章是后来发表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时间呢？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刚刚发生，还没有传到外面。那时的问题和后来疫情传开之后的问题有重大的本质性差别。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时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好的政策来使它大大延缓向全世界扩散的速度，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所以当时我讲的是防止扩散。为什么当时没能防止扩散呢？这就是我当时分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