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封控下的地方官员处境 是消极躺平还是唯命是从？

上海新冠肺炎疫情严峻，4月4日单日新增确诊案例首度突破一万例，4月5日更是新增17,077例。有分析认为，上海封城造成居民生活不便引来各种民怨，地方官员在上有中央政策、下有民怨沸腾的进退维谷下，有基层人员采取“躺平”的方式表达无言的抗议，是否演变成一种“变相的自治运动”，值得观察。也有分析人士说，这些基层人员一夜之间就变成一位管理者，可以对社区成百上千的人吆来喝去，他们欢迎都来不及，不会去做抵触中央政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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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大城上海自3月28日开始分批封城，先封浦东，再封浦西，原定4月5日凌晨3时解封，但上海发布消息指，在全市核酸采样工作结束前，除了因病就医等外，将严格落实“足不出户”，这也意味着上海市民将持续 “关”在家中。累计染疫破九万例 上海市卫健委4月6日通报，4月5日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311例，无症状感染者16,766例。从3月1日至4月5日，上海市累计阳性感染者90,380例。该通报并表示，4月4日启动上海全市2500多万人核酸筛查，共设置约2万个采样点，截至4月5日8时，一共采样了2566.5万人、242.7万管样本，已完成检测192.5万管。 上海封城期间出现不少混乱的情况，例如浦东北蔡地区就曾因疫情登上微博热搜，不少被封控的居民反应菜价贵或买不到菜，称“解封遥遥无期，每天就是抢菜、做核酸”。 住在上海，现年四十岁的媒体工作者张女士算是比较幸运的人，她告诉美国之音，政府在封城前即有预告，因此她已经先备了菜，加上封控期间政府也会送菜，所以对她一个人吃住来说是足够的。但她也说，她有朋友的家庭因为菜不够，为了抢订盒马、叮咚买菜等生鲜电商的蔬菜，而将闹钟设在清晨五点起床，因为现在网购生鲜蔬菜十分抢手，清晨就会全部被订光。民怨沸腾 除了抢菜外，染疫的婴幼儿被隔离收治、不允父母陪伴，也引发很大的争议。一张儿童病床挤了多名幼儿的画面在网路上曝光，有些婴儿因未定时换尿布导致屁股红肿溃烂，令许多父母心疼不已。 推特上也流传着一则视频，有一位上海老伯不满被居家隔离，对着基层官员怒斥：“现在不出门整天闷在监狱里，这样搞比文化大革命还文化大革命，是运动群众，什么毛病嘛，没有矛盾制造矛盾，没有障碍制造障碍，恐怖成这样子。公园不开，商店不开，1976年红太阳毛泽东死了都没这样。” 除了居民不满，也传出上海地方官员对于防疫措施有意见。一段社区住户和社区书记9分钟的对话在网上热议，原本是住户在抱怨防疫漏洞百出，最后书记痛哭失声指“上海的防疫政策完全就是混乱”，自己根本不想在前线跟那么多未知者接触，很想干脆把自己关在家，她也是丢下小孩出来工作，但现在工作已经不是工作了，而是在要她的命。 另有一段录音是上海市民与上海市某疾控中心官员的对话，两人在对话中批评上海的防疫措施，该官员认为轻症和无症状最好居家隔离，并力劝该市民千万不要去方舱医院，还说就连专业人员也快要被逼疯了，因为说话根本没人听，还说这个病现在变成政治性的疾病，并直言：“现在我们都感到彻底的绝望。”但该则录音目前已遭官方删除。

曾任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现居住在台湾的林保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上海是全中国最国际化、最先进、资讯最流通的城市，因此当中国还在主张“动态清零”时，上海市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师就已经提出跟西方国家“与病毒共存”主张相近的方向，认为维持正常生活应该跟动态清零同等重要。 他说，由于上海市民的教育水平高，见的世面也比较广，所得也是全国最高，公务员的素质自然也比其他省市好。上海的地方官员在大城市的治理上比较细腻稳重，在过去中国的大饥荒时期，上海的物质供应比首都北京还好。文革的10年浩劫里，上海也是全国最稳定的地区。 林保华说：“文革时期我在上海，我自己最清楚，别的地方斗得一塌糊涂，上海四人帮是一定要稳住（上海）作为基地，所以吃的各方面的物质供应，上海就都是最好的，所以这一套是有传统的。”变相的自治运动 他表示，由于上海公务员的队伍比较成熟，所以较少引发执法争议，但近来一些迹象显示，上海居民对防疫的不满似乎也获得基层官员的同情与支持，或者采取“躺平”的方式因应，是一种“变相的自治运动”，未来发展值得关注。 他说，中国媒体《财新网》日前报道，上海浦东某小区居民集体签署联名信，希望阳性确诊居民在无重症征兆的情况下，可以居家隔离，不用送去方舱医院并愿意自负后果，这项提议随后也获得其他楼栋的响应，就是一个案例。 林保华认为，相当于里长功能的中国街道办事处，原是配合中国共产党来管理和监督当地民众的单位，但看起来有越来越多大楼希望能够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居家隔离，他研判是获得街道办事处的同情和支持。 林保华说：“像这些东西、这些医生（张文宏）能够这样子讲话，而且没有被政府打压，那这里面就说明，这个政府里也有些人也同情这种讲法的，要不然不可能形成一种舆论。” 他表示，共产党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人民集体行动，因此绝对不会同意该栋大楼的提议，因为一但成功就等于这栋大楼可以不用按照中央的清零政策去做，相当于是某种程度的“自治”了。政绩优先 虽然上海地方官员上有中央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下得面对各种民怨的指责，处境看似进退维谷，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事实上有些基层人员或许还乐此不疲。

中国新闻评论员晓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表示，地方官员麻雀虽小，却手握实权。这是一把双刃剑，平时获利最多的是他们；相反地，有问题出现的时候，仇富、仇官的百姓第一个想到的也是这些基层父母官。 他说，即使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地方官员也是必须做出政绩，才能得到升迁机会。如果想要做出政绩，就要对上服从中央精神和国家政策，对下还要培养自己的得力干将。如果发生疫情或抗疫不力，上级会给予处分，他们也会对下面办事不力的人作出调整。但调整完后还是继续搞政绩。当然，如果他们因此被调查或被判刑，政治生命就结束了。 晓山说，地方官员平时只要作出与众不同的几个政绩，再通过正能量的宣传和做一些关系就会得到重视，得到升迁。但政策没有百年之好，一但领导换了新面孔，地方官员就要重新策划，寻找其他点子，搞新的政绩了。 晓山认为，中央的清零、封城政策不仅不会让上海的地方官员为难或抗拒，甚至还会受到欢迎，因为这些人在一夕之间多了很多权力。 晓山说：“一些基层人员欢迎都还来不及，因为在没有疫情的时候，他们还是个尚未实现共同富裕的下三滥，突然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一个管理者，戴着红袖标对社区成百上千的人吆来喝去，隐藏在心里的那种快感和满足感得到井喷和释放，这么快活的一件事怎么会抗拒。” 上海张女士也持相同看法，她不觉得地方官员们有什么好为难的，真正为难的是抗疫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她说，上海市民虽然对封城有很多抱怨，但就只是抱怨而已，并不会构成对政府的反弹。基层官员真正的压力还是来自上级中央的动态清零政策到底能不能确实执行。所以虽然有些医疗人员的死亡会让他们感到一些压力，但他们并不会真的在乎这些民间乱象，因为只有疫情缓和下来，他们才能真正减压，这就是中国的体制。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教授范世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除非上海基层官员已经豁出去了，否则如果牴触中央政策可能会因此丢了工作，而且习近平对国家的控制还是相当到位，所以地方官员不太可能“躺平”，或者真正形成各种形式的自治运动。练兵兼演习

范世平说，习近平甚至想要透过这次的上海封控尝试一种“临时动员”和“练兵”。他说：“就是说我用这种方式，如果连（价值最多元的）上海都可以压得住老百姓的反对，那我怕什么？其实他也在进行一个部署，用解放军的军医动员他在做一种练兵，把它当成是一个演习，然后考验人民能承受到什么程度。” 范世平还说，上海人的素质高，公务员的素质也高，但现在解放军医疗队或是外地来的医疗人员进到上海，他们根本不会管上海人在想什么，因此可以见到近日有穿着防护衣的人将民众粗鲁地推上隔离专车，稍不配合就拳脚相向。 他说，中国用激烈的、暴力的方式执法，将对上海市民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上海人没有想到那种对待二、三线城市的粗暴做法也会用在一线城市的上海身上，所以在疫情过后，他相信很多上海人可能会考虑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