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不过是冰山一角”中国间谍网遍及全美，情报界如何加强应对

在全球目光聚焦中国间谍气球并争论不休时，情报官员和专家指出，对美国及全球安全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多年来暗中铺设、遍及西方社会的间谍网络。

美国“认知漏洞“ 让中国气球有机可乘？ 美国参议院本周二就此事件听取了军方高层的机密简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Senate Majority Leader Charles Schumer）表示，国会将对美国官方为什么没有更早发现这个飞行气球展开调查。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卡尔·舒斯特(Carl Schuster)告诉美国之音，在500到6万英尺之间高空范围内移动的飞机和空中物体，以及6万英尺以上快速移动的飞行器，通常会被非常精确地跟踪。但随风缓慢移动的气球不会对航行构成威胁，自1960年代以来就没有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问题。 美国国防情报局前东亚国防情报官员、现任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韩力（Lonnie Henley）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情报机构绝大部分都聚焦于美国境外的情报目标，甚至没有在美国领土内或上空收集情报的合法权力。

他介绍说，唯一拥有该权力的国家级情报机构是联邦调查局和缉毒局，少数拥有该权力的地方机构是各种军事情报部门下属的反情报机构, 比如陆军反情报组织、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AFOSI）和海军犯罪调查局(NCIS)。 “所有这些组织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从外国间谍到网络情报黑客再到毒品走私犯。直到最近，还没有人想过把气球放在这份名单的前列。” 韩力指出，有能力检测和跟踪监控气球的美国军事机构，其传统目标一直截然不同。比如，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主要威胁是飞越北极的核轰炸机或导弹，其次是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直接实体威胁，其雷达设置可能会过滤掉缓慢移动的物体，比如成群的飞鹅、雷暴、灰尘云等等，以防止每年发生数百次误报。 “就核末日大喊‘狼来了’会浪费大量资源，更糟糕的是，可能会阻碍我们对真正的威胁做出正确反应。我猜测直到最近，气象气球和飞鹅都是军用雷达过滤掉的许多物体之一，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说。

舒斯特认为，中国间谍气球可以收集的信息包括行经地区的高空气象资料；手机、互联网、以及甚高频(VHF)、特高频(UHF)和超高频(SHF)无线电通信信息；关键设施的详细照片、红外线和紫外线图像；商业和军事活动的行为模式。 “一旦情报界得知气球是情报收集器，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之后要采取什么行动，它更像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军事决定。只有当空中物体构成直接威胁时，军方才可以自由行动。”他说。

另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 1957年，苏联卫星“斯普特尼克”上天标志着人类航天时代的到来，美国随后爆发了一场空前的“斯普特尼克危机”（Sputnik crisis），各种焦虑和猜测层出不穷。 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历史教授肯尼斯·奥斯古德（Kenneth Osgood）13日在《华盛顿邮报》发文称，参议院时任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的政治顾问形容这颗卫星“打开了可怕噩梦的无限前景……想象中的苏联间谍拥有超级强大的双筒望远镜，可以探出我们国家最珍视的秘密。” 不过，奥斯古德认为中国的间谍气球行动是软弱而非力量的标志，而且与人造卫星不同，气球并不代表可能甩开美国的重大技术突破。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前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情报项目主任保罗·科尔贝（Paul Kolbe）认为，“我不知道这次的气球事件是否是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但具有类似的效果，它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整个中国间谍活动的关注，他们利用人力和技术，渗入私营和政府部门，不仅仅在美国，而且着眼于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他说，无论中国通过气球收集到什么情报都得不偿失，考虑到它在政治上的损失以及全球警戒意识的提高，“有4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是这种特定收集形式的目标。你也可以在北美、拉丁美洲、非洲和欧洲看到庞大的中国情报收集网络。” 科尔贝认为，更重要的是审视中国情报收集活动的整体范围，包括在美国政府和公司内部安插的间谍，遍及国防、通信、科技和制造行业，以及窃取高科技成果的美国学术机构研究人员，特别是频繁发生但是被公众忽略的网络攻击。 “针对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的网络攻击规模如此之大，远远超过了中国可以从这个所谓的气球，也就是漂浮在美国上空的（情报）平台中获得的任何边际利益。这些网络攻击每天都在发生，通常很成功，尤其是当企业不注意保护他们的网络以及不关注相关信号或警告时。”

美国情报界如何反制？

冷战结束前，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关注来自苏联的威胁。9/11袭击事件后，美国用于情报收集和间谍行动的资金主要用于反恐行动，直到近年来逐步将注意力转向中国。202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William Burns）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

科尔贝指出，中国在间谍战中投入的海量资源、作为一个监控国家（surveillance state）对于信息流通的控制以及社会总动员（whole-of-society）的人力优势，都对美国构成巨大挑战。 “代表政府和国安部门工作的中国黑客数量简直令人震惊，其规模使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西方政府相形见绌。中国派往海外收集信息、渗透到企业和美国政府的情报人员数量，也让美国望尘莫及。中国利用私人公民，迫使他们屈服于中国共产党的意志，这在美国或西方根本无法做到。”

前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菲佛建议，美国需要培养更多熟悉中国的情报人才，“我们需要的人才可能永远都不够，尤其是那些具有适当语言技能的人。目标如此大，材料如此多，美国政府需要更多地投资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工具，以帮助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处理和初步分析。”

前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分析师丹·盖瑞特(Dan Garrett)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需要显着增加其反情报和反间谍资源，以发现、阻止和击败针对美国情报、监视和侦察（ISR）能力的中国情报行动。此外，美国需要加强执行内部威胁计划（insider threat programs），以防止心怀不满或出于政治动机的个人泄露机密或敏感信息。

“正如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是一个讯号，中国在美国上空的监视气球传达的信息是——美国和西方不再安全，挑战或违抗我们（北京和莫斯科），你将付出代价，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和触碰你。”盖瑞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