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不可能在中国生存” 上世纪逃港中国人谈用脚投票

“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想逃到香港，” 住在费城的华人退休药剂师容锦爱说。1971年5月，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带着干粮和地图，爬山涉水，历时7天抵达澳门，再通过蛇头乘船进入香港。1972年冬天，容锦爱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实现了到美国读大学的梦想。

上世纪60年代，容锦爱住在广州中山区，是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中她被分配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要是我们靠做工的工分来分粮食，饿死了。所以我知道我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生存，”容锦爱说，

1971年5月17日，她带领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只有12岁，和一位男同学一起，带着干粮和地图，爬山涉水，历时7天抵达澳门，再通过蛇头乘船进入香港。

1972年冬天，容锦爱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实现了她到美国读大学的梦想。

但并不是每位偷渡者都能成功抵达香港的。研究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的谭加洛（笔名阿陀）说，他就读的广州第八中学，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偷渡者最终葬身大海或死于军警的枪弹之下。

“最保守的估计，偷渡的比例是百分之十，1500人的学校，150个人偷渡，找到了11个死亡者，”阿陀说。“每个中学都有，而且这些人大部分是初中学生，年龄是15、6岁，17、8岁，正还是求学的年龄，豆蔻年华，就这样在逃港中去世了。”

《大逃港》作者：30年164万人逃港，10万人蒙难

陈秉安原是深圳一家报纸的记者。他花了22年时间采访当事人、调查逃港事件，在2010年出版了《大逃港》一书。

“从1951年的2月份到1980年的10月份，大概是30年。这30年中逃港过去的，我的计算是164万多人，死去大约是——因为这个数字不确凿，但是可以基本估计出来的，可以通过各方面的情况——是10万左右。” 陈秉安告诉美国之音。

陈秉安认为，逃港是中国民众 “追求自由生活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应该留下它的历史足迹。” 陈秉安表示，“像这种在枪弹、铁丝网、警犬的控制之下，还要像飞蛾扑火似的，一定要渡过这个深圳河、渡过大鹏湾，这样的事情，我认为亘古少有。”

因此陈秉安表示，“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而且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纪念碑把这些死难者留下他们用生命追求幸福生活的那么一个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