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的媒体工作者，中国众多的民间诗人之一，不解之缘的翻译家”，这就是马高明

趴在写字桌上，左手拿着烟，右手拿着钢笔，在手稿纸上画掉或插入字符，添加编辑符号，用中文和英文自言自语，好像在大声思考，脑海中的齿轮在不断研磨，让他找到准确的词，准确的诗行，准确的诗节。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不停地讲问题、讲想法、讲感情。一颗饥饿的心，但也能喂饱肉体，他是做鸡蛋辣椒炒面的高手。严肃的媒体工作者，中国众多的民间诗人之一，不解之缘的翻译家：在一个人的身体里三成一。好奇、不耐烦、固执、创意、挑衅、乐观。这就是我记忆中的马高明。

1986年至1987年我留学北大。到达北京后不久，当我在首都剧场观看一场戏剧时，我好惊讶地发现著名荷兰作家阿德里安-凡-蒂斯（Adriaan van Dis）也在场。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比今天要少得多，年轻的我毫不犹豫地走到他面前，说我们是同胞，并问他到中国来干吗。也差不多是这个语调，他没介意，刚好相反，热烈投入对话。原来，北京是他打算穿越中国的出发点，要写一本游记。人家与一位中国诗人即英文翻译一起访问首都剧场，这位诗人在几个月前参加了1986年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当然，这就是高明兄。

接着，当我们一起吃饭时，三个人很快就发现对诗歌以及奇妙的计划的共同爱好：我指的奇妙计划就是用中文制作一本荷兰现代诗歌选集。高明请我这个荷兰语的母语者参加翻译工作，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令我很兴奋。凡蒂斯先生是一个文学工作者，不光是作家，也是一个文学的推动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初，他在荷兰国家电视台主持了一个广受关注的图书节目，采访世界各地的作家与诗人。在北京那个充满缘分的夜晚，他很热心地说可以寻找资金来支持荷兰现代诗歌译成中文的项目（半年后，给他写信提醒，果然他言出必行）。高明自己是诗人，曾在中国最顶尖的语言学校之一的“二外”学习英语，还是文学翻译家。我是一个读汉学硕士的学生，终于看到了一个课本以外的中国。说实话，我对诗歌感兴趣远远早于对中国感兴趣，所以一旦走进汉学之路而且实实在在走到了中国，接触诗歌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当年的翻译诗界与中国诗界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就像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整个动荡的20世纪一直是如此。就这样，我通过翻译走进了中国诗歌。

没想到，我们这奇妙的计划竟然是可行的。自1986年秋天起，高明兄和我共同编译《荷兰现代诗选》。每周我都会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从中关村到和平里，与高明兄一起完成一首又一首的诗。汉语母语者与荷语母语者拿双语讨价还价，在双语之间的桥梁碰头，在双语之间的深渊里掰腕子，既要忠于原文又要给予译文生命力。偶尔失败也没事，重要的是成功的文本，重要的是新的一首诗已进入中文，尽管只有我俩才知道，尽管只存在一份（整个手稿当然是手写的，我们一直很着急怕丢了。直到今天，我的诗歌翻译都是手写的，后来才输入电脑。与翻译小说、非虚构文本或学术文章的工作方式根本不同，必须得感受语言的物质性）。

其实，并不是只有我俩才知道这项工作，我们很快就得到了一些宣传。就在那年荷兰首相访问中国之前，有个国家电视台的时事节目将焦点放在了中国。当然，导演主要关注的是商业机会（不仅仅是中国人才知道如何往钱看），但人家也采访了北京大学的荷兰留学生。平心而论，应该认识到他们对文化也很感兴趣。当我说我正在与一位中国诗人合作把荷兰诗歌带给中国读者时，导演抓住了机会，带着摄影组跟着我去了一趟和平里。几天后，荷兰电视观众就能看到高明杂乱无章的写字桌，看到他和我在敲定诗人娄岱森（Hans Lodeizen）的一首诗时就准确的词语和准确的标点符号进行的交流，看到两个人用两种语言朗诵这首诗。高明的脸上有一种极其专注的神情，在摄像机和手稿之间来回扫视。然后他就开始：“请听：……”实际上是娄岱森在说“请听”，俩字是文本的一部分，但高明把这些话语真正拉进自己的手中。今天这些图像跨越了近四十年的距离回到我身边，然而我觉得什么都没变，感到很亲切。这就是典型的文化工作，由人类创造和分享的欲望驱动。谁是诗人或是翻译家，谁就很熟悉这种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