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荐书与家国情怀
Beijing Daily
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向读者荐书,乃是近世学界、文化界的惯例。这一惯例于普通读者喜闻乐见,也早已司空见惯。上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曾推行的“星期标准书”,就是以“名人荐书”为号召的,以定期推出名人所荐新书、定期给予限时优惠的书籍营销模式,距今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了。
诚如馆方在“星期标准书出版原则”的公告中声称的那样,“本馆为增进人生效能,使人生达到最完满之发展,特印行星期标准书”,这就意味着在“星期标准书”框架内的“名人荐书”之举,不再只是文化、学术、教育、读书界里的专业行为,而是一种能够产生实际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且带有一定文化风尚引领性的公共行为。
“星期标准书”活动开展了约三年时间,自1935年10月始,至1938年9月毕。三年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星期标准书”的种类达100种。从选定这些书并向读者推荐的“选定人”来看,更是名流汇集、星光璀璨——蔡元培、林语堂、梁实秋、冯友兰、顾颉刚、马寅初、潘光旦等,当时的中国知识界精英群体,几乎全盘参与了“星期标准书”的评选工作。在这样齐整的精英“选定人”群体的推动之下,“星期标准书”在当年的流行程度也可想而知了。
同时,也应当看到,“星期标准书”诞生于1935年10月,时值“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东三省”已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华态势愈演愈烈。“星期标准书”终止约于1938年9月,“七七”、“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后,北平、上海等地也都相继沦陷敌手,商务印书馆的经营和生产重心也不得不逐渐转移至香港。应当说,在这样国难深重,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星期标准书”从诞生至终结,自始至终都秉持着一种别样的历史基因。
事实上,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即因日军轰炸而遭受重创,力图复兴的商务印书馆,曾明确提出过“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之复兴主旨,于1935年上半年即推出过“读书救国”活动。这一活动,是为纪念“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总部被炸三周年而举办的,从当年的1月28日至4月底,各地分馆一律举办当年新书对折或六折的预约售书办法。(详参:《出版周刊(新1号)》,商务印书馆,1932年12月3日出版)
从这一时间节点上看,“星期标准书”是承续“读书救国”活动之后,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又一重大营销活动。从整个历史背景来看,商务印书馆推出“星期标准书”的时间区间,恰恰正处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关键节点之上,在举国上下共赴国难之际,馆方及所邀荐书人向国人推荐什么书、怎么推荐,势必都将潜移默化地打上时代烙印。
譬如,1936年4月出版的“星期标准书”第32种《四骑士》,本是一部西班牙文所写的小说,后转译成法文,再由李青崖译为中文本。荐书人徐仲年的荐语,开篇即称“《四骑士》是一部充满爱国热情的小说”;接着又细述此书在西班牙写成时所要表达的爱国热情是怎样的,转译为法文时,法国译者又是如何借题发挥,来表达反对德国侵略的爱国热情的;最后,他总结说,“我们读了这部书后,觉得现时中国的处境,危殆不下于当时的法国:我们可曾用一致大无畏的精神来挽救这个危局么?”这样的荐语,自然蕴藉着荐书人的爱国热情;这样的荐语,深刻表达着奋起抵抗、共击外侮的号召与信念。
又如,1935年9月出版的“星期标准书”第41种《十七世纪南洋群岛航海记两种》,乃是由西方探险家所撰写的航海笔记之汇辑,原本是可以作为东南亚地区海路交通史料来加以研读的,似乎与近三百年之后的中国时局并无十分密切的关联。可是,此书的荐书人顾颉刚仍从中读解出了“微言大义”,他的荐书语仍与当时的中国时局密切关联: